怀念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回顾我在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日子
纪念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成立六十周年
在吴伯超院长诞辰百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大家都在谈论和赞扬吴院长的事迹，其中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他创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都很关心“幼年班”，想知道“幼年班”的一切。中央音乐学院的黄旭东先生让我写一写“幼年班”的情况，介绍一下“幼年班”。我想，还是谈一下我在“幼年班”的生活、学习以及我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以此来纪念我们幼年班六十周年吧。
应该说这只是反映“幼年班”的“冰山一角”。当然其中也可能触及一些事，我想看事情总是各人会有各人的角度，这就难免会有“差错”之处了。再说，已经近六十年过去，要把事情完全一点不差的记录下来，也确不是件容易的事，若有不确切之处，谨请老同学指正。
(一)进幼年班
新创建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招生的消息，是我的一位同学告诉我的，当时我在重庆，他从教养院小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国立中学，就在重庆市区卖报，当报童。他在报上看到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招生的广告后，立即就来找我，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音乐吗？现在音乐院幼年班招生了，赶快去试试。”
在第四儿童教养院时，音乐课就是唱歌，我很喜欢唱歌。老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不但文化课教得好，音乐课也教得好。他会唱许多歌，都是些抗日救亡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保卫黄河》、《英雄的八百壮士》…… 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创作出来才不过几个月，就唱遍了我们这遥远的山沟。老师见我喜欢唱歌，常常叫我出来领唱。我们在吃饭前，晚点名（睡觉）前要集合，集合时要唱歌，这时就让我领唱。我先唱出每首歌的头一句，然后让大家跟着齐唱，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预备——唱”。每次集合要唱两三首歌。这样，在同学们的印象中，我就成了“喜欢音乐的人了”。
这次我是路过重庆碰上了幼年班招生，真是巧遇，像是上帝有意安排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否则我这辈子还不知在干哪一行。
我在教养院已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再过一年就要小学毕业。老师说:“考虑到大家的前途，最理想的去处就是能考上国立中学。今年已经五年级了，应该先去考场试试，取得经验，明年再考就有把握些。当然，今年若能考上就更好。”于是我们班的十几位男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从璧山县东林寺出发去江津县德感壩的国立第九中学去考试(因为国立第九中学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所国立中学)。
天一亮我们就出发，翻山越岭十分辛苦，到德感壩国立九中时天已黑了，每人发一百二十元关金券，作为这次的伙食费及生活所需。记得临走前我的一位好同学告诉过我，他哥哥的一个好朋友就在国立九中读书，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可以去找他，有熟人比没有要好，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他写了张条子交给我，写的是X年级X班刘嘉猷。现在到了国立九中，我想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刘嘉猷。可幸，一切很顺利，很快就找到了他。我把我们来考试的事告诉他后，他对我说:“现在学校很乱，来考试的人很多很复杂，钱要小心保管。”让我把钱交给他，代我保管，又说要代我去买饭票，于是我把所有的一百二十元关金券全部交给了他。不久他给我送来五天的饭票，约值五十元。后来就没有见到他，直到考完的头一天，刘嘉猷来找我了，问我考完试去何处？我说我想从重庆走，顺便探探亲。第二天早上，他来了，交给了我一张价值三元的去重庆的船票，转身走了。当时我很想问问他，我的钱还有没有剩余，但是我又磨不开，没有敢开口。随后我去食堂吃过早饭，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地走上了开往重庆的船，这时我不过才十一岁！我感到我好像是受骗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骗，可幸的是，他还是给我买了张船票，这倒要谢谢他，否则，我还不知我会流落到什么样的下场！
在重庆下了船，我感到肚子有点饿了，从朝天门码头往上走，高高的梯坎走得相当吃力，按地址一边走一边打听，幸好找到了要探的亲人才有了着落。第二天我上街看“热闹”，不巧在七星岗附近碰上了那位卖报的同学，聊聊情况后，我把我住的地址告诉了他。两天后他来找我，告诉了我“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招生的事。
在重庆我是人生地不熟，报名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四处打听，我记得要走很远，还要上坡，较宽的石头台阶，上去后地方较平坦，像一所小学，有几间教室不算大，外墙好像刷的是黄土色，比较清洁。我报了名、填了表，他们让我过几天来考试。考试的那天，我一早就去了，我见到一些考生都是家长和亲人陪着，而我却是独一个。教室里坐得满满的，好像旁边另一间教室也坐满了考生，有两位考官忙着摆弄留声机和试卷(一份份的表格)，然后把试卷分发给考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戴金丝眼镜的考官，不满三十岁，穿得很讲究，像是个很有“份量”的人。考试的第一项是唱音，一个个叫到琴跟前，考官弹着琴上的音，考生随着唱。唱完后，我偷偷地看到考官在我的那份表格上方，写了个“G”字，我回来捉摸半天不明白其意，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可能是“Good”，就是“好”的意思，我听了很高兴。考试的另一项是听留声机，留声机里不断地发出高低、长短、强弱不同的声音，随着唱片的转动，一对对的声音不断地发出来，两个声音越来越接近，直到极难分辨的地步，必须专心仔细地辨别，把不同的音分别填在试卷上。这样的听写好像一共有四个项目。我考完交了试卷就离开了，回家等通知。大概两个星期后，来了通知说我考上了，我非常高兴，立即去找那位卖报的同学，去告诉他好消息！但是我找了几条街都没见到他，不久我就回璧山第四儿童教养院了。教养院的同学见到我，都非常惋惜地对我说:“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来我们教养院招生，刚招完走了，可惜你不在，太可惜了！”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在重庆考上了。他们非常惊奇，非常意外，都为我高兴。这次我们教养院共有十五名考上幼年班。他们是:夏自强、何民权、耿高明、沈兴华、周寿民、张洪泽、罗安礼、李学全……（其中李学全同学在解放后的一次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了金奖，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在国际音乐比赛中首次获得金奖）。
(二)儿童教养院
我们重庆第四儿童教养院有近五百名学生，是从抗日前方各省撤退下来的孩子，多与家庭失散，其中有华北、河南、湖南等地的孩子，河南省的最多约二百人，由王雪邨老师带领着。王老师对待孩子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非常亲切，孩子们也都敬爱他。河南的孩子很勇敢，能吃苦耐劳团结友爱。“湘桂大撤退”后，湖南来了一批约一百多人。还有部份是四川本省的孩子，有的孩子“金钱板”唱(打)得不错，都喜欢他们表演。
当时在“大后方”，国家有关方面，以及社会上一些爱国人士，对于因战争而流失的儿童十分关切，做了许多工作。据说在重庆以及其他的大城市附近，建立了约四十余所类似教养院这样的单位，不但要养这些孩子，还要给他们上学，培养他们。这些单位就是儿童保育院、儿童教养院、育幼院、慈幼院……这些孩子从小就过着集体生活，各方面得到磨练，他们在学习上求上进，生活上能自理，不怕困难，能吃苦耐劳……
因为幼年班有百分之八十的同学来自这些地方，因此，这些优良作风和品德也带进了幼年班。
教养院的伙食非常差，常常吃不饱饭，更谈不上吃什么菜，同学们用纸包一点盐巴和辣椒面，洒一点在饭上，就算是不错的菜了。老师说:“层层都在贪污，每人每月一千关金券的伙食费，真正用到学生身上只剩了三分之一！”有时我们也“打牙祭”，这要等国家的“振济委员会”(教养院的直接上级是振济委员会，它的委员长是孔祥熙，这个靠“贪、盗”养肥自已的人是不会做什么好事的，真正做善事的人是委员会的常委余心清)余心清常委来视察时，杀头猪聚聚餐，在操场的地上面几十个大圈，每圈算一桌，十个人围一桌，每桌加一位老师或者一位跟余常委来的随员，大家过一次平等的聚餐。所以同学们都盼望余常委能常来视察。余常委有个习惯，每次来都要把大家集合在操场上，来个“分列式”进行童军检阅，然后听他的“训话”。他站在石头和土堆起来的台子上，大骂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什么“亡国奴的教育”、“腐败的教育”……“孩子们的状况令人难过”。有时很激动地调过脸去擦眼泪。一口北京腔，一骂就是两个多小时，有的同学体弱当场晕倒在那里。他规定，每天升降旗时，全体集合在大操场，每个人都要点沙眼药，有瘌痢头的，都要擦药。并且他带着一班人员到寝室去检查“内务”，每个床上的被子，一定要折成方块，每个人的面盆、毛巾、牙刷，一定要整整齐齐地，如果有短缺，当场补齐。一切如同“军事化”，所以同学们都喜欢他，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解放后余心清被任命为国家典礼局局长，我们感到这个官给得太小)。我们同学中也流传着一些关于“保育院”的情况，说宋美龄经常去看望“保育院”的孩子，保育院孩子的待遇是如何好，大家有点羡慕。“保育院”属“保育总会”，宋美龄是管“保育总会”的，她去看望“保育院”的孩子，也是理所当然。现在，我们能有余心清常委来关照，也就心满意足了。
(三)幼年班的生活
从教养院来到幼年班，不论从学习上、生活上、精神上，都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好像来到了“天堂”，住的是新建的校舍，吃的是四菜一汤还有点肉，每人还发了灰色的校服，真是另一番风景。每到星期天假日，同学们从校门前的成渝公路走向青木关的镇区，三五成群在一起，穿上漂亮的校服，远远望去，真羡煞周围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
幼年班学的功课很多，除了音乐方面的课程外还有许多文化课，音乐方面课程有:主科、副科、练耳视唱、乐理、和声、音乐欣赏。普通文化课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英文、美术和体育，生活学习都很紧张、很忙，每天早六点起床晚九点熄灯，时间排得满满的。主科每天要练习四个小时，副科练一个小时，主科每周上两小时课，国语算术练耳视唱体育每周各约四小时，其它课每周一小时。在学习上同学们都很用功，都有个竞争心，不愿落后，还有个主要原因就是怕被“淘汰”，成绩差的会被认为是没有音乐天赋，学期结束时会被除名。
我很珍惜幼年班的学习机会，在学习上比较勤奋，上课时专心听课，上完课总是要温习一次，把老师讲的课弄明白。我的主科是钢琴，我很喜欢它，每次老师给我留的功课，我都尽力地去完成，争取老师满意，和同学的关系也不错，大家很要好很友爱团结。
(四)获奖
学期结束了，学校要开结业会，全体集合到礼堂听老师讲话，最后要宣布同学们的成绩，并且还要为各项的前三名同学发奖，讲台上的桌子上面放满了奖品，这种情况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
老师讲评选分四个项目:1.主科，2.文化课，3.操行，4.总平均分。四个项目中的前三名可以获奖。
说实在的，我脑子里还没有思考过得奖的事，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同其他人衡量过，因为在开会之前还没有听说过要发奖的事，以前也没有经历过，没有思想准备。当老师宣布我获得头奖，而且是获得三项头奖时，我真是喜出望外，非常高兴。脑子里不断在追忆:我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得了奖？以后应该做得更好才行。我获得的三项第一名是:1.主科，2.操行，3.总平均分。当老师叫我上台领奖时，拿出了三个大包，眼看着我是拿不了，另位发奖的老师走过来说:“一个人拿这么多、太多了，分一点给别人。”于是她就从三大包奖品中各取出一些东西放在其他的包里。我并不在意，心想，有没有奖品无所谓，得了第一名就已经够高兴的了。
第二学期开始，我就从原来的第二班跳到第一班上课，在文化课方面跳了班。
(五)音乐院的大同学
音乐院的大同学有不少喜欢同我们幼年班的同学玩，我们更喜欢接近他们，因为从他们那里能学到许多音乐知识。同我们交往的多半是较年轻一些的同学。邵光常来向我们玩，教我们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多半讲些耶稣的故事，他信仰基督教，他待人谦诚善良，和蔼可亲，我们都喜欢他。(抗日胜利后他到了香港，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最后创办了一所“香港音乐专科学校”，对香港的音乐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黎英海当时还是个小青年，他也喜欢幼年班的同学，记得当时有同学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我英海尼尼吧！”大家感到这个名字很怪，中国人中还没有听说过有叫什么“尼尼”的人，这是个外国名字啊！小提琴家有个叫帕卡尼尼的，指挥家也有一个叫托斯卡尼尼的……突然有人说:“啊！原来英海尼尼要当个音乐家，至少他会成为一个音乐家。”大家都笑了。
还有一位叫罗士杰、都把他叫“罗大炮”，四川人，对人很随和热情，学声乐的声音很浓厚，讲起话来声音隆隆的，很宏亮有共鸣，像开炮一样，长得个子又大，所以大家把他叫:“罗大炮”。暑假期间还没有开学，他住到幼年班来同我们一同生活，每天晚上大家围在水井旁边，光着脊梁冲凉，他拿着水桶，一桶桶地把水从井里吊上来，从头淋到脚，有时也为大家冲洗。他还喜欢坐在一边写信，好像每天都在写，同时每天都在等来信，大家都感到他太辛苦，想明白个究竟。一次有人偷偷地去看他到底在写些什么？“亲爱的四小姐:……”“啊！原来他在写情书！”这样就给嚷了出来，还给他取了一个新外号叫“四小姐”。可惜当时没有“手机”，什至连电话都不多，否则不必那么辛苦去写信，等回信了。
(六)假日游
在青木关，每逢星期天放假，就有不少人到周围的市镇上去玩。我们学校离青木关关口很近，去那里很方便，也有不少人去玩。青木关关口从军事角度上看，这里地势还是很险要，从历史上看，这里可能是兵家必争之地。顺着关口山坡往西行，远远望去，山头上还保留着一些山寨式的城墙，不知哪个年代住札过兵，就像《水浒传》中讲过的那样，住过一些“英雄好汉”！从青木关往西十公里是璧山县城，再往西去是“来凰驿”小镇，“赶场”时很热闹，路边有卖“沙胡豆”的小贩，我们就过去买了几筒(用竹筒计数)，小贩从他身边的旧书上撕下几张纸，把“沙胡豆”包好递给我们，我们把纸包打开正想吃“沙胡豆”，突然看到纸上印着各种旗子还有各种番号，上面写着“太平天国……”。当时我们还以为那是孩子们搞的一些儿戏，根本不知什么是“太平天国”，但我们好奇地问小贩，那书是哪里来的？小贩说:“那边庙里的小楼上，堆了一大堆”。现在想想，那些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可惜毁掉了。
(七)新来的同学
第二学期开学后，西安保育院送来了三位音乐神童:何金祥、高经华、张子文。他们已经学了两三年乐器了，两位拉小提琴一位弹钢琴，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水平太普通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能有那样的水平，那真是太了不起，确实是神童了，虽然他们表演了几首小曲如:《金婚式》等，却给了我们一次震撼，令我们开了眼界，因为我们都是刚刚才学习乐器，还弹不出一个好听的调子来。西安保育院有个艺术班，由关筑声老师主持，他带领一班孩子学音乐，在非常差的条件下，经过勤奋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时没有四分之三和二分之一儿童用的小提琴，关老师就自己动手做(高经华当时用的小小提琴，就是关老师做的)。关老师在那样差的环境下，培育出这么多艺术天才儿童，实在令人敬佩！(接着又送来梁庆林、袁世正等同学。这些同学后来都为新中国音乐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另一位保送来的音乐神童是河南省来的刘奇，他爸爸是艺专校长。刘奇很小就显露了他的音乐天才，六岁时就拉得一手好二胡，上台表演时受到人们的称赞，都认为应该好好培养。他爸爸知道音乐院有幼年班后，就把他送来了。可惜我们这里没有二胡这一科目，完全学的是西洋乐器，他只好改学小提琴。学校成立管弦乐队后，缺少大管，于是他就改学大管。后来他在大管演奏上取得很大成绩，在中央乐团任大管首席，在他勤奋努力下，音乐创作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八)音乐院的客人
在青木关时期，有两件不寻常的事值得一提：(1)一九四六年三月冯玉祥将军来我院参观和演讲，讲的题目是:“国内形势与民主问题”。(2)同年四月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来我院演出。在我的心里，冯玉祥是个大人物，自幼年班建校以来还不曾有过这么大的人物来过。冯玉祥将军长得很高大，较胖又很壮，进我们教室时，要把头低着才能进来，在礼堂做报告，讲起话来发出的声音带有口哨的声音。在他的报告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较场口事件”，他说在“较场口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他在报上发表了一首打油诗，其中写到:“闻一多挨打，李公朴挨捶……”。 “较场口事件”是全国各民主党派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而在重庆较场口举行的庆祝大会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被打伤，造成了流血事件。
冯玉祥将军的那首诗正巧我在报上看到过，诗不长，有黑线把诗框着，位子很突出，冯玉祥将军对蒋介石的反共独裁很不满，但没有办法，只好发发牢骚，实际上冯玉祥将军的行动已经不大自由了，听说，同他一道来的随员中，就安插有特务跟着。
听说戴爱莲是刚从英国回来的，都说她是亚洲最出色的舞蹈家之一，看她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开眼界”，能一睹大舞蹈家的风度，在当时来讲，却是件非常难得的事。
演出开始了，只见一个人背着另外一个人，从后台慢慢地一晃一晃地走出来，同时还表演着一些动作，开始我看不出表演的是些什么，我琢磨着:“背着一个人晃来晃去，会不会摔倒？”旁边有人说:“那是一个人的表演，下面作背人状的是半个假人，而被背的人才是正身。”这时我才明白所以。这个舞蹈叫“哑子背疯”。
戴爱莲的穿著、打扮都不一般，很艺术化，很“洋气”。给我在幼年的心灵里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这才是艺术家。
戴爱莲来我校演出的消息被附近的“中大附中”知道了，他们想要来看，可是这里地方有限，坐不下那么多人，他们非要往里面挤，于是派了一些音乐院的大同学守门，不让他们进来，最后发生了“流血事件”。
(九)“复员”
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政府”要“复员”迁回南京，我们国立音乐院也随着南迁，趁一九四六年暑假，我们进行了搬迁工作。幼年班原本有百多人，除有的同学回家，和有的被“除名”外，真正随校搬迁的人只有五六十人。我们的行装不多，搬起来很简单:一个薄被和床单，还有几件换洗衣服，打成一个小背包就行了。按说搬迁的路线从长江南下是最方便最快，据说长江航运很繁忙，根本买不到票。我们只好北上宝鸡再由陇海路往东直至南京、常州。
来了两辆无蓬卡车负责运载我们，车上摆了几排木凳，大家的行李也排成长条，方便大家坐。我坐的这辆车，除了幼年班的同学外，还安排了几位“贵宾”，他们是音乐院的黄友葵教授和她的几位亲人，教授年长，不像我们这些不怕吃苦的娃娃，应该对他们照顾好一些，安排他们坐在第一排。因为公路是石子路，高低不平，车走起来十分颠簸，而且后车轮扬起许多灰尘，后排的位子显然是不好。我们这辆车是由钱宝华先生照管，她让我把同学们集合好，排好了队，清点了自己的东西后，顺序上车。记得在教养院时有个习惯，凡是在同学中当领队的人，一定要把队伍照顾好，要能舍已救人，把方便让给别人，要能吃苦在前。在教养院时我也当过领队，这些规矩我都明白，现在既然让我来领队，我也要按这个规矩来做。让大家坐好后我最后一个上车，坐在最后一排。
我们这次搬迁就像是一次“长途旅行”，能“长途旅行”使同学们非常高兴，它不但让人长见识，有许多东西更使人感到新鲜好玩。
两辆车载着我们往北进发，目的地是陕西的宝鸡，一路上我很关注所经过的大站，总是向人打听前方将到达的城市的名称，记得第一个经过的是铜梁，然后是潼南、射洪、绵阳、梓潼、剑阁、剑门关。剑门关让大家感到很险要，很好奇，都想爬上关口去看看，是否真的是像人们所讲的“一夫挡关万来莫过”那样。
到达广元是一大站，说是前面要过秦岭，要翻大山，我们坐的这两辆车太破旧，马力不足很危险，要换车，于是开来了两辆轮子大一些，较结实一些的卡车。晚上我们住宿在车站旁的旅馆里，大间大间的房子由大板隔开，铺的一排木板，大家就睡在这上面。夜里隔壁的一些房间里喧闹声相当大，听到司机们在打牌、喝酒，并夹杂着女人的声音……有人议论:“明天过秦岭，路途艰险，司机不好好休息，实在令人担心！
川北、陕南一带地区，那时看来十分贫瘠，有的县城只有一条小街，像个南方的乡镇，在经过陕西“勉县”时，远远望去只见到一些矮小的破土城墙，见不到什么房子，哪像个县城！在我们停车休息的地方，有茶水、鸡蛋卖，还有一些土产、山果等，最让人感兴趣的是有人卖松鼠，小贩用一根草，草头上打一个圈，这就表示要出卖这件东西。我很喜欢小松鼠，但没有能力去买，而且路上更不好带，其实我们在路途上，在两边的树林中，也见到过松鼠。
公路多年失修，山区窄小的路比较艰险，那时又没有夜行设施，汽车在夜里是不敢行车的，我们总是要赶在天黑前，到一个县城停下来住宿。有一次车到达县城时天已黑了，傍晚时，车还在山区，为了赶路，车不得不在艰险峡窄的路上急驶，据司机说:“今天真危险，遇上一个险桥，桥是用几条木板架起来的，天暗看不清，于是开足马力冲过去，车过去后，木板也塌了，真危险！”
这一路上倒有许多名胜古迹，特别是三国时期的，山上有许多高大的柏树，掘说是张飞领兵于此时种下的，所以大家把它叫“张飞柏”。算算已千多年过去，谁知这是真还是假？
有一次车在路边停下来，司机对大家说:“旁边小道走过去，从坡地往下走，那是当年‘萧何追韩信’的地方。”大家很感兴趣，都跑过去看，从草木聚中的湾道走过去，前面见到一条小河，再下个小坡，在半坡上有一个像亭子样的地方，里面有个大石碑，碑上刻着“汉相萧河追韩信于此”。这个地方很偏野，不知当年韩信怎么会跑到这里来，韩信又打算去何方？
到达宝鸡时天已黑了，钱先生让我把队伍集合好，排成一字行，带我们去旅店。宝鸡很热闹，车站和街旁排满了摊挡，在小小的油灯下，见到一些卖熟食的，小贩叫喊着:“糊辣汤……馍……”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糊辣汤”，它在陕西、河南一带很有名的小吃。
宝鸡是个交通要道，公路通向东南西北，特别是铁路，可直通西安、洛阳、郑州、开封、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宝鸡比起其他我们走过的城市要繁华得多，特别是家家有电灯用。到宝鸡后同学们对很多东西都感到新鲜、好奇。第二天一早就有人去车站看火车，铁轨是什么样，轮子是不是同汽车轮子一样“会暴”？晚上睡觉不会开电灯，有人就喊:“哪个会开电灯的，帮我们开一下嘛！”
我们坐的火车像大铁箱一样，大家挤在一起，车箱的中间有一个大门可进出，但坐在地上就很难移动，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哪谈得上要去进进出出！这种车是运货的车，有时作为运兵用(现在我们看到运牲畜时常常用这种车)，在那可怜的时期，能有车坐就不错了，哪还在乎什么车！有一段路我们也坐过“客车”，那也好不了多少，同样是挤得满满的，坐位上、坐位下全躺的是人，连行李架上都躺的小孩，过道上坐的坐，睡的睡，同样下不了脚。
有一件事使人难忘:我们路过郑州车站时，见到一些投降的日本鬼子，他们挤在一些运兵车里，等待遣返。在一个站台上，几个我国伤兵正在揍一个日本鬼子，那鬼子躺在地上被打得直叫唤。我想，真是“深海血仇”难了。
(十)到常州
国立音乐院搬到南京，我们幼年班本应前往。据有关人士说，南京的校舍不够，幼年班先暂住常州，等南京的幼年班校舍盖好以后，幼年班再搬去南京。幼年班同学小，都很听话，就乖乖地搬到了常州(也听有人讲，幼年班放在常州，方便某些人饱私囊)。
常州的校舍很差，是一座叫做「灵官庙」的地方，不知在什么时候庙里的菩萨都被搬光了，进了大门左边是收发室，前面像是个“小天井”的小院子，种有几株小树，正面的殿堂改作我们的礼堂，两边是二层楼，木质的楼，楼上是长长的“统仓”，很像是摆放菩萨和罗汉的地方，现在已摆满了铁制的双层床，作为我们的宿舍，每边至少可住七八十人。紧接大门的楼上是一排用木板隔成的小房间，这就是老师宿舍，这些房子把我们住的两边的“大统仓”连接起来，两边各有一个大木楼梯供同学们上下楼用。“大统仓”的楼下就作为教室，间隔着教师宿舍和医务室。
有人说在敌伪时期，灵官庙被改作监狱，一些抗日爱国志士被关在里面。从礼堂往后靠左边走，是厕所，里面一排蹲坑，厕所旁有一间大的没有窗户的房子，房子的墙壁上还残留着许多烈士们写的抗日诗句和血书，厕所的天窗上还留有许多铁丝网。再往后走是一些较好的三层楼的洋房，同“贫儿院”一墙相隔。据说这些房子不属灵官庙而属“贫儿院”所有，现在这些房子被我们用来做教室和老师宿舍，他们很不高兴，因此，“贫儿院”同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好，其实，在相处上，我们也欠缺谦让精神，不愉快的事时有发生。在这些房子的右边角落进去，还有一个小土院子，里面长有少许小树和小竹，就在这里盖了一排简陋的小草房，门窗上没有装玻璃，里面黑黑的又阴又潮，这就是我们的琴房。
(十一)杨德渊同学
我们到常州后仍然处于暑假期间，还没有上课，老师也没有到校，同学们每天除了练琴外就去外边玩，会做弹弓的就去打鸟、打麻雀。火车站的麻雀成群，天宁寺后面一片大树林，白鹤很多，大风时地上可以见到摔碎的白鹤蛋和幼小的还没有长毛的白鹤，天宁寺附近还有一个破的旧塔，一天到晚“八哥”飞个不停。这些地方都是打雀鸟的同学爱去的地方。我记得林深同学打弹弓的技术最好，每次出去打鸟，总要带几只死麻雀回来，大家对他又羡慕又赞赏。后来有同学发现常州城外的大运河可以游泳，这总算找到个好去处，同学们都喜欢游泳，常州夏天天气很热，正是游水的时节，于是每天三五成群地约好去运河游水。运河上有个大桥，很高，有的同学胆子很大，竟敢从桥上往下跳。大家每次游水回来都要兴高采烈地谈论:又有谁从桥上往下跳了，跳的姿式如何如何……引起一阵轰堂大笑。
可是谁也没有去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如何去注意安全。好像都不怕死，这条“小命”好像是捡来的。在战乱中、在“水深火热中”都活过来了，对性命没有当回事，在思想中也不懂得“要爱惜性命”！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一天有几个同学约好去游水，上岸穿好衣服要走时，发现地上还有一堆衣服，“谁的衣服？谁还没上岸？”大家开始着急了，查找的结果，是杨德渊不见了，于是一面派人回校报告一面留下人继续找，我是在学校听到这个消息的，我们立即去了一批同学，从出事地点顺着河，往下来回地找了几趟，没有结果，天渐渐黑下来，已经看不清东西，我们不得不返校，大家心里很沉重，一晚很少有人讲话。第二天清早，不少同学就奔去运河，找杨德渊。将近中午时分，我们几个同学在离出事地点的下游，约五里的地方，见到河边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漂浮着的东西，再仔细一看，像是人的后背，于是把他捞上来，果然是杨德渊，肚子很涨，脸已经变成紫黑色。我们把他抬到附近的一间小土地庙的房檐下，靠墙边，我和一位同学看守着，另外的人回去报信。
杨德渊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长得较文静，话也不多，有时喜欢开开玩笑，但争论起事来他却不愿服输。他学小提琴，但他有个特别的才能和爱好，就是下象棋，我们在复员的路上，每到一个城镇，他就首先要去找下棋的地方，一些地方的象棋名将都纷纷败在他的手下，他脑快，眼快，是个象棋奇才，幼年班会下棋的同学，也都是他手下败将。可惜这位年仅十二、三岁的棋艺天才，不幸地别世而去。同学们为此而难过、惋惜！
不久，他的家长(他的哥哥)来校，料理了后事。
(十二)淘汰
暑假过去，该开学了，老师同学都纷纷返校。复员到常州的同学，从青木关时的近二百人，变成不到一百人了，除了个别因复员回家不来了，其主要原因是被校方“淘汰”了。淘汰的原因不外乎三方面:1，“不听话、调皮捣蛋”。2，不用功、成绩差，3，被认为是“没有音乐天赋”的人。
暑假期间，校方又在南京、上海、常州等地，招考了一些学生，凑满二百人(二百个名额，实际不够二百人)，按文化程度分成八班，对学生仍施以“淘汰”政策。
提起“淘汰”二字，同学们就心惊肉跳，都怕自己遭淘汰！只好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有一次要淘汰学生，白天赶人怕惊动其它人，影响不好，于是就在夜里进行。训导主任叫上几个工友，拿看绳子，把要被淘汰的同学从床上拉起来，捆上要送走，在吵闹之下，把大家惊醒了。我们非常同情被淘汰的同学，但无能为力。
(十三)开学上课
学校的乐器不算多，钢琴只有六、七台，很破旧，有的琴键上的化学片早已脱落不知去向。学校的宗旨很明确:为国家培育交响乐团人材，所以钢琴主科的学生不多，只有四个人:张子文、何文生、刘守贵和我(后来有增加)。小提琴、大提琴乐器也不够，有时就两人共用一把，同时把木匠师傅请来加紧赶做提琴，以解急需。
钢琴摆放在礼堂和练耳视唱用的教室和琴房，在每台琴上都贴有时间表格，从早上六点至晚上九点，都排满了练琴人的名字，琴如同机器，人休息琴不休息。我们四个主修钢琴的同学，每人每天安排四小时的练习，这样，把时间加起来等于整整占用了一台琴。主修提琴的同学要副修钢琴，每天也有半小时或一个小时的练习。开学不久学校开了管乐课，我们主修钢琴的同学必须学一种管乐器作为副科，上海来的外国教授查看同学们的生理条件时，他说我的门牙长得齐，就派我学单簧管了。其实我倒很喜欢长笛，教授既派定了，我只好听从。
我们用的乐谱是油印的，就是用一种蜡纸在钢板上刻出字样，然后把蜡纸放在油印架上，放些蓝黑色的油墨，用一个有把的圆橡皮滚子来回地推滚，蜡纸下面的纸就会印上蜡纸上刻的那些字或音符。可惜纸张太差劲，人们称它叫“毛边纸”，它不但纸边有“毛”，纸面上有时也有“毛”，常常纸面上还会见到压扁的碎茅草根，如果一个音符印在上头，这个音符就不见了，而且纸张的颜色也深暗，看起来很吃力，这样的乐谱，对我们来讲，也被当作“宝贝”，不准在上面写字和画记号，老师也只用铅笔记一点简单的记号，方便擦掉，因为用完这本乐谱后还要交给其他的人用。
主科钢琴每周上两小时的课，老师留的功课很多，想把每门功课都练熟，每天四小时的练习时间常常不够，就不得不去“打游击”了，一见到空琴就赶紧抢上去练，有时教室的琴因为假期也会空出些时间，这更是抢琴练的好时机。有一次，还差半小时才打起床铃，我赶快起床，擦了擦脸，拿了谱子就去占琴。走到一处，远远望去一个黑黑的身影已经坐在琴前的凳子上了，我赶紧再奔第二个目标，同样有个黑影趴在钢琴前，又去第三……结果都比我早，看来还要更早一些起床才行。唉！找琴练真难。再看看现在的孩子，家里的琴总是空着不练，实在太可惜了！
(十四)梁定佳先生
教务主任梁定佳先生，在同学们眼里是位既严肃认真，又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他对同学们的学习非常关心，又抓得很紧，他必须紧密地、科学地安排好各种课程，像我们这个特殊的学校，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创办，既要注重音乐专业又要重视文化课程，要协调和安排好这些课程也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学校课程进行得很顺利，井井有条，可见梁先生所费之心机，和肩上担当的责任之重！
当时幼年班还没有班主任(校长)，梁定佳先生实际上担当起了一位校长的职责，我们也把他看成校长，他工作得非常出色。他时刻想着要把这批孩子造就成国家有用之才。他曾经对人说过:“幼年班要培养人才，要培养出音乐家，至少要培养出几个，在国内有名声的人来”。
梁先生是位小提琴家，广东人，眼长得深深地、额头高高地，讲一口广东调的普通话，经常穿着西装，颈子上一块因夹提琴磨出的黑疤，一看就像个提琴家，有时见他夹着小提琴盒子，像是刚演奏完回来。
有一次一位同学在礼堂练钢琴，梁先生从远处路过，听到那同学弹错了音，梁先生特地绕过来走到钢琴前，亲切地教那位同学如何去改正。这件事在同学中议论起来，大家非常感动，更惊叹和佩服梁先生音乐学识之高深。同学们都非常尊敬和热爱他。
由于梁先生为我们操劳过度，到常州不久他就病倒了。一病不起，万万没有想到他竟这样快地向我们永别了。噩耗传来真似晴天霹雳，大家都不相信这消息是真的。同学们如失去了亲人，都非常悲痛地痛哭起来！
(十五)几位印象最深的教课老师
黄若素老师是我们的美术老师，也是梁定佳先生的夫人，美专毕业，她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好的美术老师。她说礼堂的墙上太空(我们当时在礼堂上美术课)，没有音乐学校气氛，墙上应该挂上音乐家的像，而且这些像要我们同学自己来画 才有意义。于是她教我们画。墙的面积大，像也得画大些，这样难度也就大了，她说:“不要怕画不好，不要怕困难。”于是她教我们打好格子画，教我们如何用炭笔。最后像画好了，她选用了四幅：我画的巴哈和贝多芬，陆有瑞画的舒伯特，好像是方国雄画的莫扎特。音乐家们的画像挂上后，增添了不少色彩和音乐气氛。
廖辅叔先生给我们上音乐欣赏课，除了留声机和唱片外，他还带一本厚厚的外文音乐书，一边看着书一边讲给我们听。那些书多是些外国音乐家的故事和作品介绍。除了交响乐外，还听一些独奏曲和协奏曲。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我很喜欢，很着迷，听起来，会带给你一些幻想，音乐是多么的美妙纯真，像是把你带进了一个圣洁的天堂！有一次听穆索斯基的《荒山之夜》，我特别喜欢，其中有一些鬼神跳舞的情节描写，多么形象，多么有趣，真是引人入胜。而中国人对鬼神的描绘常常要恐惧得多，丰都鬼城就有十八层地狱的情节描绘，太残酷！
有一次欣赏考试，让我们写一篇文章，谈谈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演奏，是海斐兹还是奥依斯特拉赫演奏得最好？为什么？你喜欢谁？呀！都是大师，都拉得好，我都喜欢，怎么评呢？再仔细听一遍吧……还是都好，后来只好这样写：“海斐兹神速的技巧令人惊叹，演奏得那么地平净利落！奥依斯特拉赫演奏得多么优美、深情，真是各有千秋。”
得知大师们都是四五岁已经开始学琴和表演了，真是非常羡慕，想想我们十一二岁刚开始学音乐，实在是晚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后人身上吧，将来让他们三四岁就学琴。
视唱练耳课的老师是刘佳音先生，教得非常耐心，认真负责，教务主任梁定佳先生说:“刘佳音老师是全国教练耳视唱最好的老师。”她唱起视唱来，发音纯正清晰，教孩子有一套办法。
刘老师的家住上海，解放前夕，解放军渡江在即，刘老师想赶回上海家中，我们就送她去火车站，到火车站后，才知道火车已经不通了。她很失望又焦虑，无奈之中，我们只好劝她返回学校。她心情非常不安又着急，可能心里还有一些疑虑，我们想法安慰她，使她宽心些，于是我们把所听到的有关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好人好事，讲给她听，让她放心。现在想想，刘先生当时也不过二十多岁！
常州的冬天非常寒冷，因为琴房的门窗都没有玻璃，寒风往里直吹，加上衣服不够保暖，吃得也不充足，手脚冻得冰凉，琴已经练了一个多小时，手还是僵的。在教室上课，手脚都冻得痛，老师常常把课停下来让大家活动活动，暖和一下再接着讲课。这时，大家多么希望能有一个温暖的琴房和一个温暖的教室啊！那确是一个梦想。可当时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是相当艰苦！
(十六)难忘的潘美波老师
我的主科老师是赵玉华先生，她是国立音乐院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派来幼年班教我们这些初学钢琴的孩子。她认真负责，对学生很亲切，同学们都喜欢她。第一学期我主科分数考得全校最高，她很高兴，这也是她的成绩。到常州后，第二学期将要开学时，赵先生对我说:“潘美波先生提出来要教你。”我感到很突然，不明白原因。赵先生对我很好，也教得不错，我真有些舍不得换老师。但潘美波先生是公认的好老师，同学都想能跟她学琴，认为若能跟潘先生学琴，是太难得了。所以我又有点想换，想跟潘先生学。
潘美波先生是上海著名的钢琴家，在二十七岁时，国立音乐院就破例地聘她为教授，可见潘老师的成就非同一般。她每周去南京国立音乐院教课，也来常州教课一天。大家都认为潘先生很有风度，待人和善稳健、言语不多有分寸，眼睛大大的，长得很美，一看上去就让人感到她很有学识，令人尊敬和喜爱。
潘先生愿意教我，使我感到意外和惊喜，一位老师提出来要教别的老师的学生，这类事在音乐院里是极少极少的事。我的赵玉华先生也非常大度，同意把我转给了潘美波先生，真也太不简单！
学期开始后，潘老师给我上课了，她先听我弹，后来她教我放松……她把她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手上让我手腕放松，指尖用力……这时我感觉到我弹琴时手臂手腕手指都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这样下去是弹不好琴的，是没有发展的。原因是我平时练琴时，急于求成，只想赶紧把乐曲练好而没有注意老师教的练琴方法。这就养成了不好习惯，也就是有了“毛病”。在有“毛病”的情况下练琴，越用功，“毛病”就越根深蒂固，“毛病”就越难改，最后只有改行。我看到也有同学，虽然琴已经弹得一定程度了，已经在学奏鸣曲了，但是由于他手上还是有“毛病”，影响他更深一步地向“家”发展，最后不得不放弃进一步发展。
有一位同我很要好的学小提琴的同学，他非常用功，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去练琴，放假的时候，他每天甚至可练上十个小时以上，但可惜的是，他的技能进展得并不大。后来走上工作岗位时，小提琴并没有作为他的主要业务工具。我想，他可能在练琴方法上有问题，我见他琴练得很“吃力”，右手握弓紧张而不松弛，左手也紧张得揉不动音，“把位”观念很差，音就很难拉准了。我很为他可惜，他没有遇到一位理想的老师，结果断送了他在提琴上的前程。另一位拉小提琴的好友，他的提琴技艺应该说已经相当不错，相当有“水平”了。一次我去看他，碰巧他正在教学生，他见我去就让我坐在旁边，有意让我看看他教的“得意门生”。学生正在拉一段快速跳音，怎么跳也跳不好，音不清楚，左手指和右手弓始终结合不在一起，但我的这位好友还是一个劲地硬让他抬起弓子跳。结果还是……我曾见到过一位专家教学生快弓跳音，他是先让学生快速拉分弓，弓和手指结合好以后，在快速的过程中，右手放松，弓子稍稍一提，用那种巧劲就均匀地跳起来。我“旁观者清”，好像很容易，其实是一种较难的技术问题，这就需要老师指点。我的这位好友虽说小提琴已经拉得不错，但在跳弓技术上就不曾遇上过高深的老师指导，他没有学到拉跳弓的“巧门”，以致跳弓拉得不好，学生也就更无法拉好了。
话又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哪里能找得到一位理想的老师呢，太难了！当时从国家来说，“底子”就是那样薄。
可见，像钢琴提琴这样技术性较强的乐器，不但在练习上需要比其它乐器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方法上则要求得更高、更严。
在潘老师的指导下，我有了很大的进步，弹起琴来轻松多了，更懂得了什么是“毛病”以及如何去改正和防止它。可惜我跟潘老师仅学了一年多，不幸的事发生了。
潘老师住在上海，生活条件很优越，揖说她丈夫也很有钱(是做生意的)，生活环境更是可想象而知了。她每周来常州给我们上课，还必须在常州住一天，第二天才有快车返上海，我们这里生活条件极差又简陋，夏天炎热冬天严寒，她为了我们，不辞辛苦，挨冻受饥，实在太委屈她了。一次潘老师在常州受了寒，回上海后就病倒了，结果因“伤寒”症不治，夺走了潘老师宝贵的生命。当时潘老师年仅二十八岁。噩耗传来，幼年班全体师生陷入悲痛之中，我更是极其悲痛，不住地流泪，我心都要碎了，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老天不应该这么安排！
在潘老师去世前不久，唱片公司曾为潘老师录制过唱片，其中有一首肖邦的练习曲，作品十、第三首(离别)。为了哀悼潘老师，我们把唱片放来听，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流眼泪。后来每当我听到这首乐曲时，眼泪就会控制不住地流出来，至今五十多年过去，当我教学生弹奏这首乐曲时，我仍然会心酸地眼泪盈眶。
潘老师去世以后，由张隽伟老师代课，不久因时局动乱，学校停课了。
(十七)幼年班的好管家——郑华彬先生
1， 总务主任
郑华彬先生是个爱国华侨。一九四四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正处在最艰难时刻，他回国来了。他同千千万万爱国华侨一样，为了抗日救国而回来的。他放弃了正在经营的生意，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条件，果断地回到祖国来。郑先生是个正直朴实的人，非常勤劳刻苦，他被派到幼年班当总务主任，管理伙食，同学们能吃上四菜一汤，就是郑先生辛劳的结果。
郑先生不但管我们伙食，其他事情他也非常关心，如：有同学吵架、有同学爬篱笆、有同学上课铃响了还不去教室、有同学衣扣没有扣……什么都管，他真是个管“总务”的主任。
到常州后，他住在礼堂后面过道的夹屋里，房里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凳子，还有一个不太大的旧箱子，屋里就挤得转不过身来。冬天，他身上总是穿着一件白色的粗线旧毛衣，颜色已发黄了，还绣有字，他说是朋友送给他的。有一次我问他：“您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我要是成了家，谁来照顾你们？”他的话既简单又真实，而我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确实，我们这些孩子就像孤儿一样，有的人没有家，就是有家也同家里失去了联系。尤其在国家陷于动乱的时期，老师已纷纷离校（少数人因家在学校没有走），同学中有去处的人也都离开。剩下我们这百十个“难童”，把学校当成家，除了自己能照料的事外一切都要靠郑先生来照料了。郑先生为我们操劳，除了管同学们吃饭外，还要照顾有病的同学，给生病的同学做“病号饭”。虽然当时条件已经很差，没有什么营养品，但他还是想法在挂面里打两个鸡蛋和冲些奶粉（当时没有鲜奶卖）给病人送去，每天几次地送。凡是生过病的同学没有一个不感激他，感到郑先生给病人送去了爱心、送去了温暖。郑先生从不炫耀自己，总是埋头孜孜不倦地工作。有一次，耿高明同学病了，有人说他得的是“肺痨”（当时是不治之症）而不敢接近他，只有郑先生一天几次地给他送吃的，安慰他、照顾他。耿高明也是我在教养院时的老同学，他身边无亲无戚，我感到有责任照顾他，因此我也常去照料他。郑先生对我说：“大家要像兄弟一样，要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不要听信那些闲言乱语……”。
每逢过年过节，大家都要聚集在一起欢庆一下。有时在礼堂有时在食堂，同学们把桌子板凳排好后，从郑先生那里搬来花生、瓜子、糖……桌子上堆得满满的，大家又吃又笑、又唱又闹……郑先生希望我们这些苦孩子能像正常家里的孩子一样，过过年、过过节，大家高兴高兴。为此，他已经忙了几天了，东跑西跑地去买吃的。但是，当我们吃得开心，玩得痛快的时候，却不见郑先生了，我们四处去找他，怎么找也找不到。第二天见到他时，我们问他：“昨晚聚会为什么没有来？”他说：“能见到你们高兴、快乐，我就满意了、安心了！”
我们谁也没有去想过，那买花生、瓜子和糖的钱是哪里来的，是国家发的吗？当然不是，那是郑先生掏的“腰包”。我们都知道，郑先生把每个月的薪金全都补贴到我们的伙食里了。对此我们已习以为常，认为郑先生是“家长”，家长养孩子是件正常的事。那时我们到底还年幼，脑子还较简单，常言道：“摇篮里的孩子，哪懂得母亲的艰辛！”
2， 混乱的时局
四七年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全国大学纷纷起来罢课，并发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南京国立音乐院的大学生都积极参加了。我们得知消息后，都很激动，也很想参加，可惜我们还较年幼，各种能力还很欠缺，无法加入。
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节节失利，社会上越来越混乱。物价飞涨、人心惶惶、民不聊生。于是国民党更加紧对人民迫害，搞“白色恐怖”到处“抓共产党”。
提起“抓共产党”我就想起在一九四四年秋，在我们教养院发生的一件事：有位老师叫刘兆文，他课讲得非常好，待人和蔼可亲，对同学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同学们都喜欢他、尊敬他，都说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好老师。
一天傍晚，突然来了三个特务把他带走了。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三个特务又把刘老师带回来，刘老师完全变了个样，同学们差点认不出他了。脸上又瘦又黄还带有伤痕，头发很乱遮住着一些脸，手被铐着指头上还带有血迹。同学们见到这种情景，不觉都哭起来。刘老师的住房在半山大操场的上边，一排教室间隔着的教师宿舍里，一般是两位老师一间房。刘老师被带进房里，坐在一张凳子上，双手放在膝上不出声。特务不断地问他话，他也不答，特务们不停地在枕头下、抽屉里乱翻……同学们围在房间外，从两边的玻璃窗往里望，头挤着头想看个清楚，为刘老师着急，更想为刘老师分担一些痛苦。同学们一边流着泪一边骂特务。操场上也站满了同学，三五成群地议论着：“刘老师受了电刑！”、“指尖被钉过竹钉子”、“特务说刘老师是‘共产党’、是里面的‘小头头’，要他回来取名单……”。同学们不停地骂着：“狗特务、王八蛋、狗X的……”。傍晚，特务一无所获地又把刘老师带走了，从此刘老师再也没有回来。很久以后，听说刘兆文老师、还有邹清泓老师、还有……牺牲在重庆歌乐山下边的渣滓洞。
刘兆文老师是英雄、是烈士。千千万万烈士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共和国，烈士的牺牲为的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让人民去任人宰割。
3， 换银元
不觉把话扯远了，现在拉回来。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对我们幼年班来说是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军节节吃败仗，南京国民党政府慌乱了，准备往台湾逃。淮海战役期间，常州市上天天有伤兵闹事，不是打人就是抢占东西。市上物价飞涨货币大贬值，国民党政府欺骗人民，又发行了“金元券”以图挽救货币大贬值，结果金元券同样大贬值。“国民政府”跑了，社会上更加混乱。
学校停课了，有关方面发下来三个月的“应变费”（就是说以后的日子自己去想办法吧！）。钞票一到手，就一个劲地贬值，早上能买一斗米的钱，到下午就只能买八升。我们要靠这点“应变费”过日子，眼看它不断贬值，郑先生非常着急。为了减少损失，就必须尽快地把钞票换成银元或买成大米。于是，郑先生找我们几个大一些的同学跟他一道去换银元。换银元的地方不是在大商店里而是在较偏一些的小街上。老远就听见银元贩子们在叫喊：“大头、大头……”。一边手里拿着两个银元不断地敲、不断地叫价，场面十分拥挤。郑先生摸清了行情，定好了换银元的价位后（大头[袁世凯头像]多少钱、小头[孙中山头像]多少钱），让我们去讲价，不要上当受骗。后来总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有人说换银元的地方是“黑市”。在那年头，除了黑市哪还有什么“白市”？
郑先生为我们储备的米，由于常州气候潮湿，我们缺乏储米经验，造成部分米发霉。郑先生很心痛更是焦急，赶紧找米商想办法。米商知情后说：“郑先生处处为这群孩子着想、操劳，是世上少有的好人。”郑先生的为人感动了米商，米商同意把所有霉米换成好米。郑先生这才松了口气，像是心里掉下块大石头，感慨地说：“世上处处有好人！”
我们储备的是三个月的粮食，郑先生说要作长一点考虑，万一“局势”拖长了、我们粮食接济不上，那就要饿肚子了。于是决定省着吃，计划着用粮，把每天的三餐饭改成每天两餐，而且还是稀饭。郑先生又带我们买些萝卜，让大家动手切成条，晒干，腌成萝卜干，作为下稀饭的菜。郑先生来到食堂，同我们一块儿吃稀饭，大家一起来“共患难”。（后来也有个别的老师到食堂来“共患难”。）
4，鼋头渚之行
淮海战役后，战事越来越迫近常州，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越来越多起来，市里一切也越来越混乱。有一次我们的何金祥同学在街上看不惯伤兵的胡作非为，批评他们，结果遭到他们的毒打！
郑先生说：“战争迫近、万一围城打起‘攻防战’来，会造成误伤，我们应该躲一下才对。”郑先生四处找朋友商量，怎样才能避免同学们受到误伤？力求找出最妥善的办法。
郑先生在太湖有个朋友——鼋头渚的大和尚，考虑到太湖位于郊外不至于发生战争，那里是最好的“避难”去处。于是郑先生立即动身去鼋头渚找大和尚商量。大和尚听说我们想去鼋头渚“避难”非常高兴地说：“郑先生的想法很好，同学们应该避一下战乱，欢迎同学们到鼋头渚来”，又说：“鼋头渚有一些地，同学们可以种，既锻炼了体质，又可以补助一下生活”。
郑先生回来把大和尚欢迎我们去的消息告诉我们后，同学们非常高兴。郑先生挑了十位较大的同学（何金祥、何文生、何民权、陆有瑞、梁庆林、袁世正、李学全、李仲平和我）先去“打前站”，做一次演习和锻炼。
我们积极准备行装，把被子、衣服等需要用的东西打成背包。郑先生又选了一位本地工友作我们向导，他俩挑着准备在路上做饭的锅、盆等炊具，我们背着各自的背包，一起出发了。
我们长途跋涉、步行，向太湖进军。这样的行军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每个人的行装虽说不重，我看也有二三十斤。道路并不平坦，走的是大路、小路、山坡路、田坎路……风景确是独好！一派江南田园风光，像是在游山玩水。但大家并不在意这些，一心想的是：赶快到无锡太湖的鼋头渚，一览“庐山真面目”。
路越走越远，步子越走越不灵活，背上的东西也觉得重起来，肚子不听话地在乱叫。天亮时上的路，现在已是下午。“什么时候到？还要走多久？”心里在嘀咕着也不敢吭声！真想躺在地上歇一下，又见大家一个劲地奋力向前，只好憋住劲向前走……太阳偏西了，天慢慢暗下来，不知已经走了多少里，总算是到了一个村庄，我们终于歇下来。
同来的那位工友的家就在这个村庄附近，他同村里的老乡很熟，带郑先生见了几位老乡。老乡们待我们非常热情，为我们烧水、做饭，郑先生和工友也在那里忙……那顿饭吃得真香，也许因为太饿，吃的特别多。无锡是著名的稻米产地，我们吃的米就是老乡他们自己种的。后来那位工友同我们聊起村里的情况时说：“目前村里的情况很不好，农民快断粮了！”听到这些情况后，我们心里很不安，都说：“真不该吃他们的粮食，以后他们没粮吃，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出发了，将近中午，到了太湖边上，一眼望去看不到边。“太湖真大啊！真是大开眼界！”我们沿着太湖的岸边走，岸边是沿着山丘，绕着一个个的大湾，远处濛濛的山丘深处有一片树林，工友说：“那就是鼋头渚”。大家抬头望去，一阵兴奋！我想：总算是快到了。但是，远远望去，还要绕几个大湾，路程还不少，至少还要走二三十里！
大家已很疲劳、很累，但我们看到郑先生和工友，他们更累。他俩轮流挑着那近百斤的担子，满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早已疲惫不堪！郑先生不是干苦力出身，肩膀没有锻炼过。他累了、挑不动了，却没有出声，只是咬紧牙向前走。他也知道大家很累了，一边走一边鼓励大家：“快到了、胜利在望、加油！”
我们有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决定去替换郑先生他们俩，轮换一下他们挑的担子。哪怕多轮换一下，让大家都有个间歇的机会喘喘气也好。开始郑先生不同意，但在我们坚持下他只好同意了，还不断提醒我们：“要小心、走慢点、要量力而行。”我挑起了担子，感到确实不轻，走起路来还有点晃，慢慢地找到了平衡才好些。走了几十步就感到肩痛，我把衣服叠起来厚厚地垫着扁担，这才走了二百多米。
终于到了鼋头渚，虽然很累，大家都非常高兴，大和尚高兴热情地接待我们。大家休息过后，大和尚带我们去看看四周的环境，眼前一片清清的湖水。有人自言道：“真是个游水的好地方！”这里风景真美：远处青濛濛的山，近处绿幽幽的树林……莫非是到了“世外桃源”！第二天我们离开了美丽的鼋头渚，坐火车回常州，临别时大和尚对郑先生说：“你们随时可以来，郑先生最好先搬来住。”郑先生回答说：“我离不开这些孩子，他们现在最需要人照料……我们一定会来的。”（后来我们没有去鼋头渚避难，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国民党兵逃得快，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了）
(十八)训导处
在青木关时，幼年班训导处的老师是负责照顾同学们的生活、学习等一切杂事。老师们对同学既亲切又严格，又像“保姆”又像父母，同学们都喜欢他们但又有点“怕”他们，“怕”的是自己做错了事要挨批评！这些老师是:彭善宝先生、黄蕊秋先生、刘文英先生、钱宝华先生。至今同学们还经常念叨着他们！
但是到常州后训导处整个换了个班，训导处的“内容”也变了。由于社会上的形势变化，许多学校的训导处都被看成是“特务”组织，他们怕学生有什么“不轨”，怕学生“闹事”，整天捉摸学生的言行，他们专“整”学生。
训导处主任叫汪秋逸，因为是秃头，头发掉光了，同学们给他取名叫“汪光头”。他瘦瘦地，走起路来弯着腰，背着手，鼻梁上架个金丝眼镜，形象很有特点。另外还有一个叫凌永煦的，大家认为此人很阴，会出阴险的“点子”暗算人。所以给他取名叫“凌阴谋”。还有一个姓鲁的因为他个子很高，又没啥本事，就叫他“鲁大个子”。
同学们最恨汪光头，因为他处处训斥同学，用“淘汰”来威胁同学，同学们若见到他，就会早早地赶快“溜掉”。
有一天晚自习，我在黑板上用粉笔勾了一个汪光头的侧面头像，同学们见了都说:“太像了、太像了！”引起一阵大笑，我没想到，这个丑陋的形象竟会引起大家如此的兴奋！又一次在后排的一个教室里，也是在晚自习时，有同学听说我会画汪光头，就让我在黑板上画一个。我画好以后，大家看了也都大笑起来。有人赶快跑出去叫别的教室的同学来看。这时顽皮的陆有瑞同学为了逗大家乐，便在教室的门上头夹一个“字纸篓”，一旦有人推门进来，“字纸篓”便会掉下来扣在他头上，这也就会引大家大笑一通，以此取乐。
有人进来了，一推门，门顶上的“字纸篓”正掉下来扣在他的头上，大家正要开口大笑，一看，不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可怕的汪光头。同学们大惊，有的人已经笑了出来赶紧又用手把嘴捂住，都发呆了！汪光头突然恼羞成怒，疯狂地大喊:“谁放的字纸篓？谁干的……”陆有瑞同学被吓得慢慢地走出来，汪光头喊着：“跟我来，到办公室去！” 陆有瑞跟出去……刚一出教室门我们就听见“啪”的一声巨响……这是陆有瑞被打了第一下耳光，我赶紧跟出去，只见汪光头一边走一边狠狠地打陆有瑞的耳光，走一步狠狠地抽一下，抽得陆有瑞连脚都站不稳，从后排教室直到前面的礼堂，大家暗暗地数着，足足抽了四十二个大耳光。陆有瑞都被打“懵”了，不知所措，连哭都不敢！
我们大家对汪光头又恨又气，想不出办法来解救陆有瑞。我更是感到内疚，如果我不画汪光头的像，还惹不出这么大的“祸事”来。很明显，汪光头把看到的丑化他的头像而激起的怒气，一并发泄到陆有瑞身上了。汪光头这样毒打陆有瑞，实在令人发指。汪光头的所为正暴露了他是多么的凶残和可耻 ！ 当时陆有瑞同学只不过才十三、四岁，汪光头就这么毒辣地打他，汪光头这样残害儿童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解放后我认为汪光头这个反动份子应该受到镇压。这就是我的愿望，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
(十九)同学之间
关心幼年班的人，也对幼年班同学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总是问:“你们大同学欺不欺侮小同学？同学之间打不打架？同学间友谊怎样？”
在此我不想多说什么，我想把当时的小同学屠棠最近写给我的一封信，抄录一些于此，这就一目了然了。
哲敏兄:
……事隔五十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与您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记得是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在常州幼年班一间透风的琴房练琴，突然觉得有人站在我的身后，看了一会，就说:“你的手冷得都红肿了，来，先捂一捂热水袋。”说着就把一个热水袋放在我的手里，并且用温暖的双手从上面握住了我捂着热水袋的两只手背。这样我的手心手背就都非常暖和，一直暖到心里……从那天以后，您就像兄长一样时时关心着我……还有就是过春节，您有好多花生什么的，让我随便吃，吃得我肚子胀得难受……而在去天津的火车上，我因为是第一次离家远走他乡，心里很不是滋味，多亏一路上您细心照顾，才减少了对母亲和兄弟姐妹的思念……到了天津后，我一点也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勤奋，一天到晚糊里糊涂，现在想起来不知是怎样混过了那段日子的……有一次您找到我，十分严肃地说:“你一天到晚贪玩，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您的这番话对我触动很大，以后好像比较好了一点……
致礼！
屠棠 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五十多年过去，儿时的情景还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深处，让我们回忆起来是那么的亲切和幸福。
(二十)邻居——贫儿院
贫儿院在灵官庙的后边，与我们只一墙之隔。灵官庙的地方不大，要住进我们这二百个同学和许多老师，又要生活又要学习，这地方就更显得太小了。灵官庙的后面有一些洋式楼房，听说原是贫儿院所住，我们去了后，大部份给了我们，楼上楼下作了我们的教室以及一部分教师宿舍，还有一小部分仍归贫儿院，只是我们用的房门朝我们这边开，他们用的房门通向他们那边，我们之间只是一墙之隔。相互可以通过窗户看到对方。
从我们住的灵官庙大门出去，再往右拐，有一条直往后方的巷子，通到贫儿院的大门。贫儿院的大门前有一个小操场，是他们操练和运动的地方。再往前就是一片耕地，旁边有一个长形的池塘，因为形状像关公的大刀，大家称它为“关刀河”。顺着河边往上，就是城墙，城墙很破旧，许多城砖已丢失，有些地方可见到墙里的黄土。“关刀河”有很多鱼，有的长得相当肥大(也许是有人养的)，有一次，一位同学不知是人家养的鱼，在那里捉了一条大鱼，回来后几个人痛痛快快地美餐了一顿，十分高兴！
我们没有操场，上体育课只好在室内，做一些垫上运动，或是跳绳、踢毽子。我们都是“小伙子”了，都正在长身体，这样的体育课显然不能满足同学们的愿望。我们是学乐器的，要爱护手，篮、排球是不能打的，只能踢足球，同学们对足球运动特别喜爱，但是没有场地，没有地方踢球，校方也不太重视，不去想法解决。
有同学见到贫儿院的操场经常空着，于是就想“借用”一下，见到场上无人时就拿出球踢起来。这样，时间长了就难免要同贫儿院的同学发生磨擦，产生不愉快的事。我们这群孩子是“久经锻炼”的，不怕事、不怕死，有时也不太懂得谦让。相比起来，贫儿院的孩子倒有些怕事，不敢和我们碰撞。
不愉快的事终于暴发，我们有几位小一点的同学在赐球时同贫儿院的同学发生了纠葛，也不知是哪一方挑起的，贫儿院的同学把他们的老师“搬”来了，我们那几位小同学见势不妙，拔起腿就跑，他们就追……有跑回来的同学说:“贫儿院的老师追出来打我们……”消息立刻传到体育老师潘良云那里，潘先生火冒三丈，摩拳擦掌，带着我们几个大同学要去打架，飞快出去正走到旁边的巷口，忽然前面回来的人报讯说:“贫儿院有位老师头上中了石子，被打得头破血流……”，潘先生一听此话就赶紧“溜”了。潘先生一走我们怎么办？我还是很想了解个究竟，我决定到现场去把事搞个明白。我往贫儿院走，也有两个同学跟着我，走过去一看，人都散去不见人影，贫儿院那位被打伤的老师在他们的人护送下已经退回了校内，其他人怕再受伤都转入校内。我走到贫儿院的大门口，正向里望时，忽然从我身后出现七八个人把我架住，往贫儿院里拖，我说我不是来打架的，我是来了解情况的，我要见他们老师。按说他们的人被我们人打伤了，现在抓到了我，非要报报仇狠狠地打一顿，出出气方可罢休！但是他们没有动我，里面过来一位老师，对抓住我膀子的几个人说：“不是他，他不在场，把他放了。”这时我见到这位老师急忙过去，为受伤的那位老师包扎伤口，擦脸上的血，受伤的老师坐在椅子上，一群同学围在周围很担心的样子。我见到如此的情景，心里不是味，慢慢地走出了贫儿院大门。这时正有一些同学跑来，准备来打救我，一看我平安无事，高兴地返回校内。而我心里始终思考着刚才在贫儿院里发生的一些事，久久不能忘却。对贫儿院我始终没有“歧视”的想法，相反，我很同情他们，心里对他们很友善，丝毫没有“小瞧”他们的意思。因为我也是“教养院”出来的，我很理解他们。
事后据了解，贫儿院那位老师的额头上被打破的那个大口子，不是他们说的那样——“被弹弓打的”，而是被追逐的那位小同学“急中生智”在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随手往后一扔，正巧打中迎上来的那位老师，他向前冲力过大，以致造成这么大的创伤。(有人说这位小同学是岑元鼎，不知确否？我一直没有对证过。)
(二十一)“学生自治会”
社会的动荡、学校的停课、老师们纷纷离去，除了郑先生还关照我们外，同学们几乎陷于无组织状态，同学们迫切需要有个组织，以便统一行动、统一号令。形势需要，我们一些大同学凑在一起，谈到要像其它学校那样，成立一个“学生自治会”。其主要领头的还是第一、二班的大同学(第一班的人不多，只有十一位同学，但现在总是有人记错了人，现在我就把他们写下来吧，他们是:何金祥、张子文(张孔凡)、梁庆琳、高经华、袁世正、李桐洲、陆有瑞、何文生、毛宇宽、王国文、白哲敏。第二班的人较多一些，在此就不写了)。在同学中都认为毛宇宽有见识，口材和文笔都不错，年纪也大一点，是个老大哥，于是推举他为“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另外第一班的高经华和第二班的方国祯被推选为宣教委员，我被推选为组织委员(第一班)。“学生自治会”在解放前后的一段时期里，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组织同学们迎接解放、欢庆解放、为支援解放军南下筹款演出等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二十二)解放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晚，我们围在收音机旁听新华社广播(那些日子里，大家议论的事就是“解放军该渡江了” ，所以特别关注新华社的广播)，突然听到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命令，大家高兴得都要跳起来，都说:“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同学们都等不及了，跑到外面去听动静。外面比平日更沉静，这是黎明前沉静，预示着巨大的事件即将来临！黑压压的院子里有些人影，人们都在等待着什么……远远地传来声响，像是炮声！终于打破了沉静，不知谁轻轻地说:“听！解放军渡江了、开炮了、从江阴渡江的！”大家更静下来仔细听，果然听到炮声了。(江阴县离常州仅百余里，江阴地区的长江江面最窄，一般估计，解放军一定从江阴渡江。
同学们在一片欢欣鼓舞的心情中，跑到教室里，把早已准备好的纸、笔、墨拿出来，写起标语来：“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好多人兴奋得一夜没睡觉。
第二天清早，就有同学出去探听消息，有人跑回来说:“国民党的兵都逃跑了，校门前河里还扔有一箱箱的手榴弹！”，“店铺都关上门、街上没有行人，很安静。” ……
我们立刻拿着标语、纸、笔墨和浆糊，分成几路，上街刷标语。刷满了大街小巷，当走到市中心最高的钟楼下面时，认为应该在钟楼上面刷一个大标语，于是我就爬上去，陈光明递纸和浆糊，刷上：“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大字。真是登高望远，这个标语特别显眼。
静静的常州开始苏醒，满城的标语衬托出常州人民的欢欣：“解放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这是人们从内心深处暴发出来的呼声！
市民们在议论：“是国立音乐院贴的标语……”
不久，同学们忙着准备欢庆常州解放的歌舞节目，参加了整天在街头欢庆游行，“活报”剧表演。又为支援解放军南下筹款演出，大家忙起来，常常演出到深夜才回来，同学们都认为我们这是在参加革命工作，心里很自豪，情绪非常高涨，不像现在，演出完还有夜宵吃，那时演出完回来后是没有“夜宵”吃的。尽管这样，大家还是有说有笑、谈论着演出的效果和反映，以及一些趣闻、或者谁“出了洋相！”常常逗得大家笑得闭不拢嘴！
有一次我听见彭善宝先生同另一位先生在议论：称赞同学们在演出工作中情绪饱满，表演投入，干劲十足，不怕苦不怕累，又不讲条件！彭先生总是赞扬和鼓励我们！我听了很高兴。
(二十三)地委书记的接见
常州地委为了答谢常州各界在解放常州期间对解放军所作的支持，地委书记吴觉同志宴请常州各界。我和陈光明同学作为常州市学生代表被邀请参加(应该是我们幼年班全体同学在解放军入城前后所作的迎接解放和支持解放军的工作，得到常州地委的重视和肯定，为了向常州市学生和各界致意，地委书记吴觉同志要宴请大家，我和陈光明同学幸运地，代表幼年班全体同学以及常州市的学生，被邀请参加吴觉同志的宴请)。赴宴的人不多，只有一大桌人，除了吴觉同志和两位军政界(穿军装)人士外，就是几位穿便装的人士，还有幼年班的班主任赵东元先生(赵东元先生不知因何原因，在解放前后一直不大出面过问事，同学们都把他忘了)。吴觉同志胖胖的，对大家很亲切，谈话很和气，问我们学校里的一些情况，问对解放军的印象？并说：“可以提意见嘛！”我们说“我们早就在盼，盼解放军早些来” ，“盼常州早解放……”，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显得有些拘谨、有些放不开。我看赵东元先生更不自然，他没有话同吴觉同志谈，只是一个劲地用筷子给我们挟菜吃，以示他对学生的关怀。
吴觉同志对我们的接见，使我们感到鼓舞，他肯定了我们所作的革命工作，鼓励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做。
至于吴觉同志这次接见，是谁通知我们去的，我已记不得了。
(二十四)“共青团”
共产主义青年团(原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很快在常州建立了组织，我们年轻人都认为这是自己的组织，都很想参加。我和高经华同学、方国桢同学一道，到团市委去了解情况。团市委书记潘健同志亲切地接待我们，问了幼年班的情况以及我们三人个人的情况后，让我们填了表格，由他本人介绍我们入团，并安排我们参加团校学习，成立团小组，推选我当组长，并准备以后在幼年班发展组织建立团支部。我们回校后向同学们介绍了情况，准备在积极份子中发展团员。不久团组织就发展起来。团市委很关心我们，对幼年班在常州进行的一些革命工作如:街头宣传、演出、支援解放军南下筹款等，以及听到我们有许多同学参加到解放军文工团为战士演出等活动，团市委极为赞赏，潘健同志对我说:“根据你们幼年班的情况，同学们革命干劲高、有热情、有觉悟、出身也很好……你们那里团员在同学中可以发展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听到这些话，感到高兴和鼓舞，这是市团委对我们幼年班的评价、对我们的奖励和信任。不久，常州市首届团代会开幕，我荣幸地代表幼年班团支部参加与会。
(二十五)钱先生让写报导
有一天钱宝华先生找我，对我说《常州日报》来人，让我们把“街头宣传”、“支持南下”等演出活动的情况，写一份报导，报社要登。钱先生说:“你来写吧。”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类文章，怕写不好，就说:“试一试看吧，写好后您再帮我改。”我很想把文章写好，但我这点“文化水”到底有限，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真希望有个高手能给我指点一下。最后算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文章写完了。我把写好的文章拿去给钱先生看，钱先生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表示意见，这时我正急迫地等待着钱先生讲出她的修改意见，突然有一位先生从旁边走过，钱先生说:“请你们的语文先生帮你修改一下吧。”于是急忙叫道:“X先生，自哲敏在为报社写一篇报导，讲同学们在近期的一些革命活动，以及同学们的革命干劲……请您帮他修改一下。”我对这位语文老师，一向是很钦佩的，佩服他的学识和专长，心想这一次若能帮我把文章修改修改，教教我如何写文章和写报导，那真是太好了，我一定会受益非浅，我眼巴巴地望着他，盼能满足我的心愿。他把我写的文章拿过去，用眼瞟了两眼后，不在意地对钱先生说:“写一般的报导，很简单，这样就行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于是顺手又把文章还给了钱先生便走了。“他为什么这么冷淡？”，“难道我写的这篇文章就没有再改的地方了吗？”，“这样就行了吗？当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心里不断地思索着:“X先生平时不是这样的呀！”，“我们上语文课时，本应该教教我们如何去写文章的呀，现在来教也应该是件很自然的事呀！”，“是不是因为我找钱先生看文章而事先没有去求教他使他感到不愉快呢？” ……总之，使我百思而不得其解。X先生这样的态度使我多么失望啊！我心凉了半节。我心里的他一直是我崇敬的人，现在起了变化。在一个学生的心里，X先生自毁了他的形象，他难道不明白，对一个老师来讲，这是给自己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啊！当然，从客观上来讲，(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他对幼年班做过好事，我是不会忘记的。
后来，钱先生让我把我写的报导交给了报社，经过报社简单的修改后登了出来。
钱宝华先生的情况前面我曾提到过，她是我们幼年班在青木关开班时的第一批老师，她在各方面都关心我们，把我们作为她的孩子或弟弟，对我们非常亲切。在青木关时，有的同学还很小，生活不能自理，就是要靠像钱先生那样的老师来照料我们。她住在大宿舍的顶头房间里，夜里若有小同学要上厕所，首先就要叫醒她，她起来把灯点上，等小同学上完了厕所，她把灯熄了后，才又去睡觉 (当时青木关没有电灯，很不方便，天黑了就没法练钢琴。音乐院的大学生，他们常常点着蜡，把蜡放在谱架上练琴。人们经常可以在破旧的钢琴上见到滴下的蜡油) 。
从青木关复员到常州，也是钱先生一路带领我们，照顾我们食、宿、行，总是以我们的忧而忧，以我们的乐而乐，像她这样的老师是非常辛苦的，她把她的青春献给了我们幼年班，她迟迟没有成家，直到解放后，我们去了天津，她才离开我们走上另外的岗位。至今，同学们还非常怀念她！
(二十六)“中央音乐学院”建立
一九四九年四日二十一日常州解放以来已经半年过去，幼年班的“归属”还没有人来过问。南京国立音乐院没有信息传来，常州文化局说:“已经请示过，你们不属于地方单位，要听中央统一安排。”我们已经熬了半年多了，那三个月的“应变粮”每天两餐稀饭已经“顶”了八、九个月了，粮仓已经见底了，同学们虽然饿着肚子，但没有怨言，坚信国家一定会来关照我们。只是心里非常焦急！去找谁呢？苦无门路。一些部队文工团总是来“借人”。人走得越来越多，同学们开始产生一种危机感：同学们长期以来指望着把我们这个较完整的管弦乐队奉献给新的共和国的愿望，要落空了。不！不能这样“散了”。大家都以国家利益为重，要同打算“走”的同学辩论。于是，在一天晚上，全体同学集合在后院的大教室辩论起来，要走的人也同意大家的想法：认为“将来国家需要有一个交响乐团”、“我们是肩负着这个责任”，“一定不能‘散伙’，眼光要放远一些，目前再苦也要坚持下去。”但，第二天早上同学们发现：“昨天夜里还是有几个同学走了”。同学们的心情沉寂下来！确实，他们是为了革命走上了他们认为应该去的地方，而我们同样也是为了革命，为了维护将来的国家交响乐团的建成，为了未来能在革命音乐事业上，多做出一些贡献。
终于盼到头了，一九四九年十月左右，我们得到消息说:中央有指示，把国立音乐院迁到天津，汇同鲁艺音乐系、燕大音乐系、音乐工作团……成立中央音乐学院，我们幼年班本属国立音乐院，当然随同国立音乐院一起去天津。
一九五零年一月，上级派郑同志来接我们，大家带好行装上了火车。到天津时我们受到先期已到校的大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我们有点不知所措。欢迎的人中“音工团”人数不少。他们原先都是在解放区做文艺工作的，他们执行着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把文艺作为革命的武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这些方面，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而没有机会能在音乐上系统地学习，现在来音乐院学习，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以便更好地去为革命工作。他们听说幼年班的孩子从常州来了，以为幼年班的同学还是八、九岁的娃娃，原打算把我们从车上抱下去玩，结果见面一看，都已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了，搞得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
解放后能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学校安排好一切：主科、各项课程都安排出来，老师和乐器都分派好了，我们享受的是国家对干部给予的“包平”制的待遇(除了伙食外每月还发旧人民币七千元的零用钱)。在这时刻，深感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生长在新中国是多么美好，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幸福！
“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常的学习才几个月，朝鲜那边美帝国主义向我国边境鸭绿江扑来，我国被迫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我们积极投入、响应号召纷纷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批准)，并且赶排抗美援朝的活报剧(见剧照)上街宣传。
(二十七)服从分配
一九五二年奉上级调令，幼年班一、二班同期毕业，调北京筹组中央歌舞团交响乐队(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前身)，我们幼年班乐队的原班人马几乎全调来。中央歌舞团除了在国内演出外还肩负着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以促进各国人民和平友好，如:去世界各国演出，以介绍我国的文化和文明，并组成艺术团参加历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等。记得在建团大会上，李凌团长说:“多少年以前我们就盼望着能有这样一个团，现在总算实现了……”
幼年班的人到中央乐团来的人最多、最集中，前后约三十余人！因为是整个乐队一起调来，各种乐器都有。我们幼年班乐队的首席是李桐洲，他是幼年班第一批学小提琴同学中拉得最好的。到中央歌舞团来他本应任首席职位，但由于当时的乐队领导人“派性”作怪，见幼年班的人好摆布，于是只是在伴奏舞蹈和伴奏独唱时让李桐洲任首席，其他在演奏交响乐时就不让李桐洲任首席了。李桐洲在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情况下，被迫离团他去！这是我感到极其遗憾的事！同样情况，陈光明同学也离开了团！
多少年后，也可能加上种种因素，幼年班的另一位小提琴手，被安排在首席位置上。
由于幼年班同学在中央乐团比较集中，团里有几位热心的同学如：李学全、岑元鼎、尤奎、还有中央音乐学院的李向阳、胡炳余等，他们主动地承担起与各地同学联络和交流情况的工作，使得我们这帮“穷哥儿们”能经常保持着共同的情谊，怀念我们那段珍贵的幼年班岁月：是幸福的时刻又是苦难的时刻，是愉快的时刻也是痛苦的时刻，总之是终身难忘的幼年班岁月。感谢李学全、岑元鼎、尤奎、李向阳、胡炳余等同学为我们大家做了许多好事。
二零零二年十月，由于陈稼华、何民权、吴光绪、袁世正等同学深情厚义，约幼年班全体同学返常州一游(袁世正生前就在进行这项工作，可惜当我们会面时，他已别我们而去)，以便重温一下我们儿时岁月。到常州后我感到我们这些年近古稀之人，忽然都变得年轻了，大家聚在一起又说又笑，老远都能听到大家的笑声！
许多为大家出力的人，他们虽然辛苦，但我相信他们的心情是愉快的，他们一定会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褔，因为我们这个“幼年班”不同于一般，她是经历了风风雨雨，从患难中度过来的。
现在我们同学分散在全国各地，大家都经常怀念着幼年班，都想为幼年班做点事，像：何文生、廖冬青、叶摩西、张锡生、芮文元、杜又施等同学，他们住得很分散，但他们总是记挂着幼年班的同学们，张锡生、芮文元、杜又施还为介绍幼年班写了些文章。
除中央乐团外，幼年班的同学在全国各大乐队中都能见到，如: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乐团、天津乐团、南京前线歌舞团、重庆歌舞团、甘肃歌舞团、总政歌舞团、北京电影乐团、中央歌舞剧院、海南歌舞团……
还有不少幼年班同学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在为国家培育下一代，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不少突出贡献。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兰州艺术学院、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山西大学音乐系、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香港、加拿大、新加坡、美国等地，都能见到他们的踪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同学他们原本是学提琴或其它乐器的，但经过他们勤奋刻苦的努力，他们在音乐的其它领域中，更取得突出的成绩。如：田丰(田保罗，来自重庆第三儿童教养院)、金湘、刘奇、阿克俭(来自北培慈幼院)等，他们在音乐创作上都有突出的成绩和贡献。还有几位同学做了乐队指挥，像张孔凡 (张孔凡具有指挥才能，但一直被压制不能很好发挥) 、袁世正，王恩悌等(听说陈思敏也在搞指挥)。还有毛字宽，他英文和俄文学得不错，这也是他勤奋的结果，在音乐翻译上做了不少工作，对音乐学也很钻研……胡国尧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业务能力不错，除了把乐团的演奏工作做好以外还在教学上做得很出色，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他的学生，真的桃李满天下(当然，乐团的同学差不多都是桃李满天下)。胡国尧还对乐器制作上有钻研，乐器厂的师傅还要来请教他。他生活朴实(这是幼年班的传统)、待人诚恳，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傲气”(幼年班的人差不多都有这个缺点)。
另外还有许多人，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经过极大的努力，不论在演奏上或教学上，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而且还有一些创举，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许多事已是众所周知。
总之，我认为，幼年班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把钥匙，是打开音乐之门的钥匙，是打开走向人生道路之门的钥匙。这些，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并且，至今还有人在这条道路上奋力地向前走……
感谢吴伯超院长创办了幼年班，感谢幼年班的老师们对我们的精心培育，以及同学们共同的努力，幼年班才有今天这样的可喜成果！
(十八)后记
(一)在我写这篇回顾之时，我想起了曾经看到过有人介绍幼年班的文章，也许因他年高记事欠准确了，他讲的幼年班在青木关的情况有些不贴切，我想借此机会解释一下:
一，文章上说幼年班的校舍是“几座竹筒茅舍，简陋的课室和琴房”，实际上，幼年班的校舍是新盖的一排排的瓦房，教室和琴房都是灰瓦白墙，远远望去，在半山树林中，一排漂亮的小琴房，景色诱人(有照片为证)，进了大门，两边是操场，前面就是宽敞的礼堂，著名的“布衣将军”冯玉祥就在此作过演讲，著名的舞蹈家戴爱莲也在此作过表演。
二，文章说幼年班同学穿的是“国民党兵的灰色旧军装”。其实，同学们穿的都是校方请师傅为同学们度身做的灰色校服，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民党兵穿的是黄色军装，而不是灰的，八路军新四军才穿灰色军装。
三，文章又说“五六十名从战时保育院招来的‘难童’，便是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事实上幼年班第一批学生共招收了约二百人，在报上登有招生广告，在重庆等市区就进行了公开招考。当时是抗战时期，从抗日前线各省撤到后方来的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有的是整个学校撤下来的。有关方面为了救助和培育这些孩子，便在重庆附近建立了四十多所像儿童保育院、育幼院、儿童教养院、儿童教养所、慈幼院等院校。这些地方除了给孩子们学习各种课程外，还管吃、住、穿，还能学习到一些技能，如：缝纫科、木工科、竹工科、藤工科、农事科等，每个学生在课余都要学一门技艺。这其实就像是“国立小学”一样，比国立中学还优越，因为国立中学只管学不管穿，而这些地方什么都管。
我认为幼年班到这些地方去招生，正体现了幼年班招生的全国性，这些孩子是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事实上，从这些地方招收来的学生占幼年班学生中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因为我是重庆第四儿童教养院的学生，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在我这个回顾中，对这方面的情况提得多了一点，这只是为了让大家多了解一些情况，了解一下什么是“战时保育院的难童”。
关于进幼年班以前在重庆第四儿童教养院的情况，以及离开幼年班后步入社会的一幕幕，我想以后我会较详细的地回忆一下。
(二)最近在电视节目“走遍中国”的专题节目中，看到介绍常州，其中提到了吴伯超院长创办的幼年班。不知是哪方人士提供的资料，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尽力地把一些社会名流往“灵官庙”里塞。像吴祖强呀、刘诗昆呀、盛中国呀……这些人都变成了“灵官庙的小和尚”了。盛中国倒是在“灵官庙”住过几天，不过还没有入学。刘诗昆当年倒是同幼年班同学一起参加过上海的儿童音乐比赛，他当时不满十岁，演奏的舒伯特即兴曲第四首，获得了钢琴一等奖，除这项奖项之外，所有的奖项(包括管弦乐)几乎都被幼年班同学所获得。刘诗昆是没有进过幼年班。而当过音乐院院长、文联副主席、大剧院顾问的吴祖强，本是国立音乐院的学生，也把他硬塞进幼年班来，这实在是太“委屈”他了。不知这些提供资料的人是不知道呢还是故意的，或是想拍一下“马屁”，结果拍到“马腿”上了！
二零零三年七月于香港
二零零四年六月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