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猪的故事——崔世光
崔世光与金婉薇在香港向附中的老师同学们问好！在猪年里心想事成,平安喜乐！
猪年与我们老三届们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老三届中的六年级学长们将于今年庆贺60大寿！作为六年级的女婿，世光无论是在哪里，所接触的总有六年级的老朋友，似乎自己是与属猪的有着特别的缘份和意义。我找出了一张老照片，是1971年春节年初一早晨，我给我养的母猪送饺子贺年时的情景。由老友黄云生拍摄。
在那漫长的5年“葛大”时期，最初的两年超强劳动给所有的同学以极大的磨练。后来由于在连里搞起运动人手紧张，连里就派我去养猪，代替原先由两个女同学专管的活计。这项工作不仅仅是喂猪，要学的东西很多。从给猪看病、打针，乃至配种、接生等，全都要担负起来。因为这个原因，我就逐渐和官港湖东北角黄圈村里的老乡们熟悉起来了。葛沽地区在60年代末还是人烟稀少，相当荒凉的地方。学生们在封冻的数九天里挖出成排的壕沟，在尚未完全解冻的稻田地里深翻、拓荒，都被老乡们看在眼里并传为奇谈。有一次我和我的临时助手孙荣琦去黄圈请教李兽医一些有关看护小猪仔的知识，他家附近的农民老乡们听说后，来了一屋子人“看北京的学生”。大家对我们这些北京学生赞不绝口，特别佩服我们的能干和吃苦精神。这使我感到意外。老乡们不把我们当作“再教育”的对象，对此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
与猪打交道其实很有趣。猪很聪明，你为它做任何事它都有回应。它能从全连百十口人集体列队行进的步伐中分辩出我的脚步。互相就象老熟人似的。我尤其记得第一次经历母猪分娩产下小猪的奇特经历。一个冬日早上，怀孕的母猪到处寻找稻草和树叶等叼回猪圈。我告诉司务长，他说快生了，可能就在今天晚上。傍晚，有经验的司务长帮我准备好草垫子、马灯和盛热水的大桶乃至剪刀。我守在母猪旁。到下半夜“作动了”，母猪显得痛苦不堪，哼哼唧唧的像是生病了。我即刻跑去叫醒司务长，他叫我到锅炉房烧热两桶水，随后两个人赶到猪圈。在马灯昏暗的光线中弥漫着雾一般的水汽，严寒中4只小白猪仔出生了。首次为猪接生，那动人的情景和快乐真是不可言喻。尽管猪圈已经作了挡风处理，我仍怕眼前这小小的生命被低温摧毁。就把他们放在一个垫满稻草的大筐里搬进了宿舍。整个下半夜，它们吱吱呜呜动个不停，可能是要吃奶。这动静搅得全屋十几口子全都不停地翻身，“强巴”更是唉声叹气地坐起来不知往那里躲才好。第二天清晨，我搬着大筐去把小猪仔送还给母猪，从远处就发现它焦急地翘首以待。当看见饥饿的婴儿们，它迫不及待地躺下哺乳，脸上充满了慰藉和怜爱的表情。
小猪仔生下后不久就常常生病，我有些忙不过来了。孙荣琦就是这样被派来给我当临时帮手，前后大约有两个多月。多年后的2003年早春，我从香港飞北京回到乐团，与指挥和团领导共同研究我将在北京首演的作品。这是我20年来第一次回到和平里。乐团已更名为“国交”。团内上上下下许多新面孔，使我对这曾经熟悉的环境感到有些陌生了。当我第一次见到俞松林团长时，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知道我是谁么？”我说 “你是俞团长”。他说，“我是孙荣琦的丈夫。孙荣琦说，等你下次来演出时到我们家作客”。我大喜，陌生感觉一扫而空。随后，俞团长一本正经地说：“孙荣琦向我投诉，说 '在农场时帮崔世光喂猪，他什么都让我做，唯独给母猪配种时不让我去!'”我哈哈大笑，回俞团长说：“不是啦！每次配种，我都要赶母猪走8里地到团部种猪场去 ' 办事 ' 。连里不少同学都十分好奇，想跟我一同去开开眼。我就去请示连长 - 那时什么事都要请示解放军连长 - 来自河南的连长操着浓重的口音，态度坚决地说，'这可不行。不行！在这里大家都是光棍子，万一出了问题可咋办呐啊？！就你一个人去中了。'" 我记得当时还是有人“大胆包天”无视连长的命令。例如老友安纯琪，终于按耐不住偷偷地先溜出营房，在大路上与“我们”会合，一同去过一次，权当一次娱乐活动。
我在连里当猪倌前后有两年半。因为从早到晚事情很细碎，从河南、山西等地农村来的解放军官兵中有人懂得养猪工作的性质，所以也就不要求我开会和政治学习必到。即便是学习，我也随时可退席。我“合法地”被免却并远离了当时的运动和没完没了的开会。
1980年代中期，我在纽约上州Syracuse大学学习。S市在安大略湖南岸，是由森林环绕及山丘与湖泊簇拥着的美国有名的“雪城”。城市由分散的数个区域组成，人口大约有65万。作为办公集中地、银行、博物馆和音乐厅所在地市中心及其周围人口密集地区大约有15万人，以大学为中心。大学就在Downtown附近的山丘上。紧挨著大学的是庞大的Syracuse Medical Center ，即S城医疗和医学研究中心。S市有许多重要机构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比如当地的浸信会教会，解放前曾经长期连续往中国北方乡镇派遣传道人扶助孤儿并协助办学；筹建并留驻北京协和医院的一股主要医务人员和设备当年也是来自该城这个医疗和医学研究中心。
1987年有一次长周末，我們驱车去钢琴教授 P先生拥有的， 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北端埃德让迪克山区森林地带中的农场。美国人购买大片森林和山地，是出于阻止被开发的环保意识。然而，拥有大片土地相应的土地税却是个不小的负担。因而，适当的种植和饲养牲畜来减底赋税是普遍的现象。晚餐时，餐桌中的主菜 - 那一大盆烤猪扒散发着异香并有奇特的口感，对此大家都赞不绝口。P教授说，猪是他自己饲养的。我就随口说起猪本性的聪明程度所表現出的种种方面，这使P教授大为意外地发現我除了钢琴以外的这个专长。随后我们就像讨论键盘乐器音乐史一样热烈地交流起养猪经验 - 从饲料的选择，习惯的培养讲到诊病，打針，配种乃至接生等等，无一不有共同语言。为此，两人还站起来互相握了好几次手。但是，在谈到杀猪的方式上却有了麻烦。当得知我会为我的猪骚痒時从容地用麻绳捆好四肢然後心怀疚愧地离去，请來的屠夫（当然不是我）用刀... 他惊骇得窜起来嚎叫着边甩双手边单脚在地板上作痛苦狀蹦跳，仿佛是看到了野蛮人不文明的血腥行徑。我对此不以為然：“在中国好几千年都是这样杀猪的，有什么值得如此大惊小怪？”进而问他，“那么你们怎样杀猪呢？”他倒进壁炉旁的摇椅，用优雅的手势指着脑门轻轻地说﹕“我就在这里开一枪”。我着实大吃一惊，从椅子上捂头翻倒在地- 怎样去猜想也全然沒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分明看見了西部电影中牛仔行刑時的萧洒神态。
用“枪毙”的方式，猪血放不干淨，我因此对这种“西方文明”不能认同，也完全想象不到兩种杀猪在方法上和道义上的认知竟如此南辕北辙。然而，P教授就此和我交了朋友，互相也都学会了以文化差异的角度來认识和去理解一些实則共同的东西。美国钢琴家原来也养猪，这是我在美国最离谱的意外发现。
我与婉薇的“相识”，是在我养猪的时日。当时在伙房烧火的她，与另外几个 “火头军”姐妹们虽然被大家笑称像是烟醺火燎之中骑着扫帚的女巫，但是外罩罩身和头巾包裹严实的样子在我看来却像是苏联俄罗斯小白桦树歌舞团的舞蹈员。我常常想，婉薇在当时还真不嫌弃那个混身散发着臭烘烘泔水味的 - 被大家所公认的 - 葛沽大土鳖的我。我们的缘份，真是与猪有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