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飘动的“红领巾”——练达智
当您翻开附中那一幅幅弥足珍贵的老照片，每一幅都将给您留下难忘的记忆。对我们当年的红领巾乐队的成员，谁都不会忘记那历史性的一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及邓小平、贺龙，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我们的合影，观看我们的演出，同我们交谈的照片。她已成为我们终身不能忘却的纪念。几十年来，红领巾乐队几经风雨，他的成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们几代红领巾成员牢记领袖的教导，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崭新的篇章，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小荷初露
附中的成立，接着从天津搬到北京，学校处处呈现一派生机，师生思想十分活跃。当时正值党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我们管弦学科的褚耀武、王连三等老师从他们自身的实践与经历中就深深的认识到必须加强对学生合奏的训练。这是教学与实践结合最好的形式之一，同样也是附中培养人才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他们的安排下，附中高年级学生，合奏课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这也吸引了低年级学生的兴趣。当时初二学生，自发的组织了小乐队，同学们练得很认真，也很带劲。但是这个乐队叫什么名字呢？他们正是一群少先队员。而附中当时就有红领巾班，少先队员在五十年代中是个很崇高的荣誉。于是有人就提议叫红领巾乐队吧，大家一致同意了这个提议。不久，他们带着自己的成果，向附中校领导和师生汇报，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此后，附中的乐队也就以“红领巾”乐队命名，随后院部分配了毕业生担任他们的指挥。这样，全国第一支少年专业交响乐队也就诞生了。由于他们有良好的基本功，具备着较高的水平，又充满朝气和活力，很快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关注。许多专家先后都来参加指导，给予乐队热情的鼓励。这样，乐队水平得到了很快的提高。为了扩大学校影响，进一步锻炼队伍。1962年，乐队首次走出校园，前往武汉、广州、上海进行第一次巡回演出。他们每到一处，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新闻媒介纷纷发表评论，赞扬他们。不久《人民画报》专门撰文并配上了大幅照片，介绍了这支年轻的队伍。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观看了演出，并亲切的与同学们交谈。谆谆勉励同学们不要骄傲。1964年，“六一”儿童节，我们与首都小朋友们在景山公园联欢，正当演出开始时，周总理、彭真同志健步向我们走来，同学们个个喜出望外。他老人家的到来，给大家带来莫大的鼓舞。同学们豪情满怀地演奏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时总理望着孩子们张张笑脸，他双手也打着拍子，并深情地对坐在他身旁的校领导说：“这不是很好嘛，以后要多演奏这样的中国作品。”1965年，“五一”劳动节，我们又一次受命参加了节日的演出活动，并迎来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贺龙等同志……领袖们一次次的关怀，我们备受鼓舞。大家决心更加努力向前奋进。
然而1966年夏季，一场浩劫降临了。我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六一”演出的第二天，学校也被卷入到“文革”的恶风浊浪中。乐队也成了黑典型被砸烂，连我们的指挥老师也被严重的冲击。一朵刚刚盛开的花朵被严冬凋零了。
艰难前行
经历了十年的磨难，人民终于粉碎了“四人帮”，我们迎来了春天。然而文革十年的破坏，各行各业都处在百废待举的局面。无论开展什么工作，都举步维艰，乐队也不例外。随着附中的复校，乐队也开始重建与排练。师生们热情高涨进步明显。同时大家强烈要求走出大院，把艺术送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在向社会学习过程中提高自己。然而要把一支八十人的队伍带出去谈何容易。首先，经费怎么办？学校根本拿不出这笔不小的开支。当时改革伊始，也拉不到后来兴起的赞助，但我们并没被困难吓倒。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为了重铸辉煌，保护广大学生的积极性，大家决心迎难而上。我们争取了当地党政部门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同时一些乐队的学生家长，也成为我们强有力的后盾。他们利用与当地社会的关系，为我们做了大量前期的工作。我们又立足于自力更生，发动广大师生做了超常规的工作。他们不仅要当演奏员，还要担任宣传员、推销员。每到一处演出的空隙，一群操着京腔的姑娘小伙在繁华的市区，美丽的景区，轮渡码头等处都会出现他们的身影。招徕了当地市民前来咨询。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不仅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且向大众推广了交响乐的知识。
我们一路献艺，一路锻炼着我们的队伍。许多往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回忆起当年，不少队员把这些经历当作一段自豪。记得我们无论吃、住、行都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基本上住在类似客栈的普通旅馆里，有时为了节约开支，我们曾在舞台后面打过地铺，我们也借住过大学生的宿舍（假期），我们还住过中学的教室，用课桌拼起来的通铺，连校领导指挥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的队伍一下火车，一支不仅拿乐器，还挎着卧具的特殊队伍引来了旅客的驻足。我们每次出行，都是坐着慢车硬座，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只给指挥和独唱演员购买几张硬卧。有一次我们正逢春节，坐的是过路车，大家挤在车厢里，足足站了八小时。由于乐队有笨重的道具，当时用的谱架全是铁制的，装了几大箱，还有大贝司和大定音鼓，我们每次都是靠自己进行搬运。一次，我们从演出地点到达车站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而列车到站只停留五分钟。要使这么大的队伍安全上车，确实不易，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弦乐同学不仅带上自己的乐器和行李，而且还要负责管乐同学的行囊，好让他们腾出手去搬运那些“大家伙”，下了汽车，我们火速穿过铁道，按事先的安排等待，当火车一到，我们分成几队从几个车门迅速上了车。等我们坐定后一算，只用了三分钟，大家相互会心一笑：“我们胜利了！”
我们就这样在艰难中前行。在八十年代，我们乐队的足迹先后数次踏过北戴河、秦皇岛、济南、青岛、洛阳、郑州，一直延伸到杭州。我们还攀越重山峻岭，从福建北部南下进入闽西老革命根据地，再转向漳州、厦门、泉州、福州。尽管困难重重，但附中多年的好传统，师生亲密无间，同学情同手足，都在这里发扬光大。这支团队表现出来的风貌，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附中多年思想工作的成果。同时通过艺术实践对学生思想意志品格等方面都是一次极好的锤炼。这是在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对学生今后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样我们在艰难中前行，锻炼出来一支高水准的乐队。他们真诚地对待艺术，真诚地对待人民，用精湛的技艺，朝气蓬勃的风貌，用自己的情与声紧紧的扣住了观众的心弦。每场音乐会都是在观众们的欢呼中加演几首曲子，最后观众们还大喊“明年再来！明年再来！”有的年轻人还拥上舞台要求同学们签名。我们的出行也引起了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们的关心，他们在繁忙的公务中前来观看，并接见乐队成员，给大家很大的鼓励。同样当地新闻媒介文艺同行也引起了关注，他们发表了很多评论，“阳春白雪少年弄”，此曲只应天上有”，“后生可畏”等对乐队热情的鼓励。有位老文艺评论家看完演出后，还到后台向同学们书赠李商隐的诗句“雏凤清于老凤声。”
雏鹰展翅
随着附中工作大步的向前跨越，乐队也日趋成熟。为了开阔视野，向世界展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几经努力，我们开始走出国门。同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正式将“红领巾”乐队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少年交响乐团”（简称少交）。
1988年金秋的九月，我们告别了祖国，飞往瑞士、意大利，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演出生活。我们反复奔驰在瑞士的东西南北，穿越阿尔卑斯山，从意大利的北部直插意大利中部。无论日内瓦、巴塞尔、苏黎士、波罗那、帕尔玛等大中城市，还是沙莱、高莫等边远山区，国境边关，处处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为祖国为附中赢得了荣誉。
我们出访正逢祖国的国庆。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和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分别在伯尔尼，日内瓦使馆举办了招待演出。美苏等四十几国大使，国际红十字会主席观看了演出，并发表谈话。苏联女大使说：“我以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摧残了中国文化，没想到短短的时间又培养出为数众多的出类拔萃的人才。”有的客人说：“我以为你们还处在文革阶段，我看了演出后，我看到了你们国家的形势和未来。”确实演出的影响超出了艺术本身，大使十分高兴，赞扬我们是民间“外交家”。
我们去西欧据说是我国第二支交响乐团访欧，尤其年龄小，更引起了欧洲朋友们的兴趣。我们在西欧一个多月，当地的电台、报刊，先后发表了二十篇评论。他们赞扬我们的演出是“技巧、热情、灵魂的结合”。帕尔玛的报纸把我们比做“天上的新星，有幸降临到我们的城市”。他们为一群年仅十几岁的东方人能够如此准确。熟练和理解西方古典音乐而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
出访期间，我们还遇到了许多感人的事。有一位朋友看过我们演出之后意犹未尽。第二天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他闻讯后，又带了十六位朋友，驱车一百多公里，去听我们的音乐会。
我们出访期间，无论走到哪个城市，都会遇到台湾同胞和多年旅居海外的侨胞，纷纷都来观看我们的表演，与我们亲切交谈，深深的表达了炎黄子孙的骨肉情感。他们自豪的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骄傲！”
我们肩负着使命而去，满载着荣誉而归。第二年，“少交”又以“北京青年乐团”名义出访了澳门。有人说“少交”已经进入了他的黄金时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一代的“少交”成员几经磨合，又很快的接上了班。1995年，我们又成功的访问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国王及王后，在我国大使的陪同下，亲自聆听了乐队的演出，当地的舆论反映强烈。1996年，乐团又访问了香港地区。本世纪初，我们又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大大促进了海峡两岸青少年的交流。
随着乐团频繁的活动，使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逐渐成为我国艺术教育一个对外窗口，接受了上级的各项任务。经常参加涉外的大型活动和各种迎接外宾的演出任务。如参加文化部举办的中国艺术节——“中国交响乐之春”，第十一届亚运会艺术节和闭幕式演出。1991年纪念莫扎特逝世二百周年的专场音乐会，1993年中国申奥委组织的北京国际艺术节等。同时也接待过撒切尔夫人、希思等国际政要……
饮水思源
几十年的风雨，乐队发展到今天，我们不禁要问成绩从何而来，自然我们想起了数不清的长辈，为乐队倾注的心血：
我们不会忘记历届的校领导一直呵护着乐队，为她创造了很好的成长环境，我们不会忘记在他成立之初就得到了李德伦，郑小瑛，秋里，阿诺索夫等专家的悉心指导。我们不会忘记改革开放引来了众多世界闻名的音乐国际大师及专家，如小泽征尔、梅纽因、斯特恩、陈亮生、汤沐海、陈佐湟等等。他们为乐队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大大的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使乐队得到了质的飞跃。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的一位可敬的长者——徐新老师，他大学毕业后，就来到附中，指挥“红领巾”乐队。几十年如一日，他把所有的心血献给了乐队。即使“文革”期间受到了严重冲击，也矢志不移。乐队前进的每一步都撒下了他辛勤的汗水。有人说徐新培养了乐队，乐队培养了徐新，这话说明了徐老师与乐队的特殊关系。徐老师为人正直、谦虚，敬业、低调，从不争名夺利，他爱生如子，循循善诱，不仅乐队取得了优异成绩，还培养出了像王进，吕嘉，张艺等一批优秀指挥协助徐老师执棒“少交”如今他们都已走向世界。今天徐老师已离我们而去，但我们永远的怀念他、尊敬他。
我们更不会忘记乐队发展到今天，背后站着多少默默无闻的老师们。他们不仅教我们做人，而且手把手的教给我们精湛的技艺，严格的打好我们的基本功，也为高水准的乐队奠定了基础。正如一位联合国的官员来校参观，听完了乐队的排练，赞叹道：“你们每一个声部声音那么的统一、优美、和谐，和成年的职业乐团比一点都不逊色。”有人说我们的乐队突出的反映了附中教学的水平，是附中标志性的成果，确实是当知无愧的。饮水思源，我们要深深的感谢这些护花的园丁们。
我们深信在附中这块艺术的沃土里，乐队必将更加枝繁叶茂，明天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