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理论学科—— 何振京
一、学科建立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进入2007年6月，已经成立五十个年头了。半个世纪，匆匆而过，几经沧桑，几度辉煌，也有几多值得人们回忆的大事和小事。
中央音乐学院于1950年在天津组建，从此，中国音乐教育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作为建国后一所新型音乐高校，在办学方针，学制规模，专业设置，招生标准，招收名额等诸多问题上，都应适应国家和社会需求，统一步调，统筹安排，大胆设想，精密规划。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国际文化交流频繁，中国 音乐事业发展迅速，更有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任务摆在面前。
数年努力之后，大学本科各个专业陆续建立，由开始仅有的作曲、钢琴（原称键盘）、管弦、声乐、民乐等五个系，新增设了音乐理论（后改称音乐学）系和指挥系。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附中，应当是一个为其培养后备生的基地。在“幼年班”以及“少年班”创建时期，学制均为六年，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入学，长期以来，仅仅设置钢琴及西洋管弦乐器专业。由于经费短缺，师资难求，只能是请到什么专长的老师，便招收什么专业的学生。这样因陋就简的权宜之计，对于一所“国家级”的音乐学校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本人于1949年10月，由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转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就读，参加了建院和“治淮”，1955年毕业留校，分配到附中工作，并立即担任视唱练耳和音乐名作课的教学。过去的音乐名作课，往往是西洋古典音乐欣赏，在我去之前，本课是黄祥鹏负责教，我俩商量，应当加入中国内容——其中还包括民间音乐部分，这样一来，备课量加大了许多，没有任何教材，只有现趸现卖，仓促上阵。
1956年起，附中新建了三个学科——为适应本科各个专业的生源，完成“后备生基地”的任务，仅有的专业不够用了；另一种情况是，社会上需求大量的中等音乐人才。为此，附中决定创建理论学科、民乐学科和声乐学科，并于当年招收第一班新生。学制定为四年，面向社会，物件是收初中毕业生入学。这一举措，对于附中来说，无异于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其一是专业齐备了，不再“瘸腿”了；其二是由单一功能的提供后备生任务，增添了向社会输送中等音乐人才的责任。
教务主任黄祥鹏约我一起进行理论学科的筹备和招生工作，以及研究设置专业课程等具体事项，我被指定为学科负责人。
第一期招进的四年制理论专业学生相当不少，计有梁茂春、杨长庚、冯少佳、徐君亮、孙履端、钱国桢、董树华、赵砚臣、秦晓梅、魏丽爱、袁幼樵、李贺仁、梁迪等，此外，还从六年制四年级学生中转入了高燕生、金韶、万昭、蔡良玉、严安思、张韵琴、丘天虎、朱仁玉及作为插班生的李春光、储望华、刘盛铨、黄培钧和郑伯农。从无到有，如此大张旗鼓般地运作，在附中历史上，实属“空前”。
二、专业课程设置
由于理论学科的建立，首先是针对学院的三个系——即面向作曲系、音乐理论系及指挥系输送后备生，因此，课程设置也必须相应地安排。此外，理论学科教师还负责全校视唱练耳共同课的任务。对本专业的课程设计大致如下：——
作曲。歌曲作法，开大课，一个学期；
专业辅导(个别课）。作曲改题，理论专题辅导（音乐文章），指挥——均从入学到毕业，由附中老师或请系里老师担任；
钢琴。从入学到毕业；
视唱练耳。从入学到毕业；
乐理。一个学期，单独开设；
和声。一个学年，单独开设；
音乐名作。古今中外，一个学年，单独开设；
民间音乐。民歌，说唱，戏曲，器乐，一个学年，单独开设；
新学期开始，我本人担任歌曲作法大课和课下辅导，以及民间音乐大课内容——另开其它专业同学的音乐共同课的民间音乐课，一个学期。这样一来，我的视唱练耳课改由别的老师担任了
三、采风
采风，去民间深入生活，采集民歌，在院部，作曲系及理论系是有传统的。这本是向社会学习的重要举措。附中理论学科师生试行采风活动，是一种试验，有一些收获，也积累了一点经验。
1957年初春，借寒假时机，学科负责人何振京得到教务处支持，与院部青年教师孙云鹰和方暨申一道，三人远赴贵州采访侗族大歌。继而策划了当年暑假由老师带理论专业学生下去采风。由于经费所限，教务处指定先由何振京与洪月华带少部分学生下去试点，其它同学也将于次年陆续下去。经过反复了解情况，地点定为江苏江阴。此次参加的同学有李春光、储望华、刘盛铨、黄培均和金韶、魏丽爱、严安思等七人。在水乡农村，这支不大的“队伍”，经受了蚊叮、虫咬，以及气候不适，语言困难等多方面的考验，每天晚上兴奋地交流学到的民歌，迎接下一个丰收的明天。大家初步体会到，音乐要为社会服务，需要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专业水平，方可成为有用的人才，“今天”只是刚刚开始。这次采风，收获不小，还有一个副产品，便是出刊了一册油印的《江阴民间歌曲集》，在当年全院大会上还受到了表扬。
第二次师生采风活动，已经是经过音院迁到北京，以及“文革”之后，学院重新“上马”的1984年了：由洪月华老师带理论专业学生赵易山等赴山东烟台渔民区短期生活和学习民歌。1985年，张建林和侯孟玲老师带宋学军等去广西和湖南采风；以后的1990年，张建林和孔聪老师带梁雷等去敦煌和莲花山采风——之后梁雷还与赵麟特意去了一趟陕北，感受豪放的信天游风采；再以后，1996年还有孙怡老师带刘瑶等去云南体验民风民俗。采风，给同学们一个学习社会，了解生活，体验民俗，接触“活生生的”民族民间音乐的机会。虽然这种活动，对每一个有志于音乐事业的学子来说都很重要，但是，对于理论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尤其重要，他们应当深入地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音乐。
四、教师队伍
五十个春秋，理论学科也经历许多变化，人来人往，新旧交替。如今，除何振京与洪月华是至今健在，任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之外。其它按前后顺序，任课或长或短，大致还有朱起芸、黄玉锦、李重光，陈齐丽、朱起鸿、吕伯平、程延庆、吴忠兰、符任之、徐新、于苏贤、袁燕妮以及金音、张建林、王丽芳、侯孟玲、朱有臻、汪镇平、李滨阳、高建进、刘长远、崔志刚、邓梅、孔聪等，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中国音乐学院并入到学科来的许敬行、孙虹和马如林老师，不久，他们三位又返回了原单位。此外，“文革”后重新上马的中央音乐学院，开始一段时间还没有恢复附中和附小，八十年代以后，原附小视唱练耳老师也归入到理论学科的视唱教研组工作了，他们是王辉庭、虞疆、臧凤来等老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陆续加入学科工作的，还有翁建伟、芦小漫、朱倚天、张浩、张娟、郝卓娅、姜蓓娅等老师。
理论学科的教师是比较辛苦的。他们除了担任本专业学生的专业课和专业活动之外，还要挑起全校各个班级的视唱练耳（分组）课的重任，以及专为这些学生毕业之前单开的乐理课、和声课的授课任务。
本人在理论学科几十年，从头开始，于1990年底退休，见证了创建时期的艰苦，同事们的奋进与辛劳。理论专业的毕业生，无论升学或参加工作，大都没有辜负学校的培养，不少人在不同岗位担当重任。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音乐事业也是在不停发展的。要教好学生，首先要提高教师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责任心。任重而道远，相信我们的附中会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