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心为母校华诞添辉 切切情系附中未来发展——“中央音乐学院附中50周年校庆”后访邢维凯校长
2007年6月10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成立50周年暨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成立62周年”庆典活动圆满地落下了帷幕。坐在电脑前，翻看着校庆中拍摄的一张张照片，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作为一个“局外人”来看，附中的50周年校庆无疑是其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活动——二十余场系列庆典活动，千余名新老校友，数不清的鲜花、掌声、欣喜、欢笑……每一个瞬间都是那么地令人感动。而作为一个“局内人”，在亲历了校庆从前期筹备到圆满结束的过程后，我又深深地为这一年多来，从各级领导到教职员工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而感叹，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假日周末的辛劳，才换来了校庆的圆满成功和深远影响。
看着阳光下附中一派郁郁葱葱的美好景象，特别想为这次校庆记录点什么。于是，2007年6月11日下午，我（以下简称宋）有幸对附中邢维凯校长（以下简称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
邢校长热情而谦和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消除了我最初的紧张感。而随着问题的深入，不仅使我对此次校庆活动的前后有了更多的认识，还使我对校庆之后附中工作的继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邢校长对附中未来的一些设想和期望，也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对附中的一颗拳拳热爱之心，以及身为一名专业音乐教育工作者所特有的责任感。
宋：本次校庆活动从筹备到结束，是否都达到了预期目的？
邢：这次校庆活动从总体上来讲还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而且从活动中体现出的亲切氛围和热烈程度，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一点比较明显地体现在音乐会的举办方面。短短一周内，我们安排了18场音乐会，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在大学和附中两边同时有演出，而且有几天的音乐会与讲座还被安排在下午。所以，从时间和地点安排上来看，本来是有一些冲突的，这使我们当初做下这样的安排之后，一直担心演出会不会出现冷场的情况。
但是现在来看，却没有任何一场是冷场的，观众都非常的踊跃，有些甚至是爆满的。比如吕思清和黄铮的那场音乐会，很多学生都是坐在音乐厅过道或是加了椅子来听的；再如林耀基老师的讲座，在附中的阶梯教室，而显然那个地方对于听讲座的人数来说实在是太小了；其他还有如我们的校庆开幕式，黄源澧、吴伯超、郑华彬三位前辈铜像的揭幕仪式，校史陈列展览，黄源澧先生的追思会等，参与的人都是非常多的。总的来说，这些都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收到的效果的确是非常好的。
宋：通过这次校庆活动，附中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或目标？
邢：附中这次校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给校友们提供一个回母校团聚的机会和条件。如果说附中这个学校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就是在这里学习过的校友们都是在附中度过了年龄比较小的那个时期。每个人都是这样，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记忆更为深刻和难忘，那时候建立起来的师生感情、同学友谊，也都更加真挚而富有亲情化。所以说，大家对附中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而50年校庆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有着深刻意义的见面机会。所以，很多校友都是专程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香港、澳门、台湾等世界各地赶回来参加校庆的。而且，在这次校庆中，校友们不仅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纪念活动，还自发地组织了许多小型的聚会，比如“老五届”（指文革前附中在读的61级至65级学生）的聚会，五二级访天津老校址的聚会等等，都是非常感人的。
通过这样充满情感和友谊的交流，也增强了学校的一种凝聚力。这次有很多校友自发地为郑华彬老师的塑像捐款；一些校友主动为学校筹集、建立奖学金；还有很多校友为学校捐赠珍贵的音像资料、书谱、乐器等，这些都极好地体现了附中校友对母校的热爱。
第二，我们希望通过校庆，能够回顾历史并展望未来。回顾学校50年的发展历程，既是对过去成绩的总结与肯定，同时，也对当今的教师、学生们起到了一种很好的教育和激励。
总结过去是有积极意义的，不仅能够让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学校以往踏出的一个个坚实脚印，还能够对附中多年来在教学上取得的优秀成果进行一种展示。所以，无论是我们树立前辈的铜像、建立校史陈列展览，还是出版纪念册、收集整理老照片等，都体现了附中饮水思源的优良传统。而再拿我们这次举办的各场音乐会来说，这些包含了附中各个时期校友代表的音乐会——算上附小——我们四代校友的演出其实就是对附中教学成果的展示，让世人看到了附中在各个时期培养出的音乐人才。这些人中，比较早期的有刘诗昆、盛中国、石叔诚等；中年一代的有孔朝晖、吕思清、蒋怡文等；年轻一代——包括在校的——就更多了，像黄南淞、陈曦等，都是21世纪以来逐渐崭露头角的青年演奏家。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短短的一周内我们只能安排有限的音乐会，还有很多附中走出来的优秀人才我们都没能安排专场演出。相信如果把他们也都容纳进来的话，这次校庆音乐会一定会更加丰富多彩。
宋：从校庆筹备到结束的这一年多里，在工作上附中遇到了那些困难和考验？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邢：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困难，校庆筹备工作也是如此。但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些困难都被我们一一克服了。
校庆筹备工作是从一年前开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困难首先就是时间紧。虽然将校庆纳入到日程上来的时间看似比较充裕，但学校的寒暑假，期末考试，去年9月我们承办的“第五节肖邦青少年国际港及钢琴比赛”，以及4月份的附中年度招生考试等等，很多事情都对校庆筹备有着一定的冲击。所以，从时间上来说还是比较紧迫的。
第二就是工作人员不够，筹备工作启动之后我们就发觉了人员上的紧缺。很多工作都是需要人手去落实、操作的，如像铜像的制作，校史展览图片的筛选、编排，园丁谱的修订，纪念册的设计制作等。而这些工作的量也都非常大，所以，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都是身兼数职。
但是面对这些困难，我们在校的教职员工却毫无怨言。他们满怀着热情夜以继日、不辞辛劳的工作精神使我由衷地感动，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对学校无限热爱的宝贵情感。也正是有了大家无私的奉献和努力，才有了这次校庆的圆满成功。
当然，还有资金上的问题。在校庆筹备工作中，虽然我们早已在预算上做好了准备，但这次活动的开销对附中这样一个全年只有几百万国拨经费的学校来说，负担还是不小的。当然，我们得到了很多长期友好关系单位以及校友的友情资助。他们的捐赠虽然不是特别多，却都体现出了对附中的支持和关注，是完全出自友情的，在此，附中也要感谢他们。
宋：这次校庆活动的主题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成立50周年暨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成立62周年”，这使青木关及常州时期的老校友们很激动，反响非常热烈。对于幼年班这段历史，之前一直都是尘封的，为什么这次校庆将其列入校史之中了呢？
邢：比较起学校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作为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来说还是很年轻的。对于学校的历史，我也不能说知道的很透彻。但从我所了解的附中历史情况来看，我认为，把国立音乐院幼年班这段历史和附中的发展看作为一个整体和延续，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当时的幼年班，也就不会在建国后马上就有“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和后来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即使有的话，也是需要走一遍从初建到完善的探索过程的。
从事实来看，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从老师到学生，后来是完完整整延续到天津的。老师还是这些老师，比如黄源澧先生，他是幼年班的班主任，后来成为了附中的首任校长；还有郑华彬老师，廖辅叔先生等，后来也都成为了附中的骨干力量。学生也还是这些学生，幼年班到天津的学生们实际上也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的第一批学生。由此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历史的传承。
所以，对于我来说，承认这段历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以往对这段历史的含糊、不明确，甚至有意的掩盖，大概是与过去一段时间内“左”的思想有关——认为幼年班是国统区的，是国民党建立的，应该和附中的历史分开。但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是应该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的。就像在黄源澧先生追思会上，很多老校友说的那样：“无论是国立音乐院幼年班，还是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附中，无论是何党派执政时期创办的，终归来说，它都是属于中国的。”而且，幼年班是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后期建立起来的，非常不容易。这股力量能够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并且延续下来，实际上是为新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奠定了基础。所以，不能说我们把幼年班这段历史看成校史就是“改写历史”或“改变历史”，这只是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和高度来看待事实而已。
而且，那段历史中也确实有许多感人的事情和值得发扬的精神，比如团结友爱、艰苦奋斗、患难与共，在艰苦的条件下如何勤奋地学习等。这些宝贵的精神也一直延续了下来，从青木关到常州、到天津、再到北京，这样一种精神的传承也从积极方面影响了如今附中的校风和灵魂。
宋：对于一个学校来说，追溯其历史渊源是非常重要的。这次附中校史的修订，对其发展有何意义？之后我们还将针对校史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邢：通过这次50周年校庆，我们也确实下定决心，要把附中的校史好好地整理出来。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例如一些资料的征询，经历学校各时期办学过程人员的走访，一些有出入地方的考证等，都是需要花大量时间来做的。
我们原计划是在校庆开始之前把修订后的校史拿出来，但后来觉得那样有些匆忙，不够稳妥。校史的修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白纸黑字是要留给后人看的。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把校史再进一步修订完善，待内容详实之后，再正式公布。
同时，配合着校史我们还计划编撰回忆录、编写大事记，制作系列电视纪录片等。纪录片我们打算做4—6集，目前反映幼年班时期的第一集已经出来了，校庆期间也给校友们看了一下，反响很不错。那么，接着我们还将按照附中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继续制作，出一整套的校史影视专辑。
宋：除了继续修订校史外，校庆活动之后附中还有哪些工作是需要继续和需要开展的？
邢：校庆结束之后，我们要继续做的工作除了刚才说的修订校史外，还有就是校史展览、园丁谱的继续完善。校史展除了补充更多的图片资料外，我们还计划进行实物的陈列，同时打算把一个会议室作为办学成果展览室——其实这些都是以不同形式来反映学校历史的，只是我们希望做到以更多方式和手法回顾过去。
再有就是需要把黄源澧先生的铜像重新制作。目前的这个是暂时的石膏像，家属和一些熟悉黄先生的人都觉得不是非常令人满意，因此，我们打算把铜像重塑，这项工作也是需要抓紧完成的。
总的来说，对于校庆结束后的工作，我们还是有很详尽的计划来部署实施的，虽然任务比较繁重，但是我们很有信心！
宋：这次校庆的影响可以说是空前的，那么接下来附中将如何保持、继续及发展未来呢？我们所期待达到的理想是什么？
邢：这次校庆中，我听到了许多校友及社会人士多方面的反应，还都是很不错的。校庆的整体气氛是热烈而亲切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校庆并不仅仅是为了大家找机会碰个面，热闹一下就过去了。我认为，对于学校来说，除了要回顾历史，总结以往办学经验外，更多的还是要着眼于未来，为学校日后的发展道路进行更深入、深刻的思考。
同过去相比，附中迁校后的教学硬件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资产也翻了好几番。再加上目前国家经济、文化整体水平的飞速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加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附中已经进入了结出更多丰硕果实的黄金时期。这是我们有优势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附中所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学生的管理、教育问题。现在这群“80后”、“90后”的学生接触信息的途径和数量都是非常庞大的，这使他们思想非常活跃，想法也很多，这些给学校带来了很大压力。特别是对学生们课后的管理方式的改善和探索，学校需要面临的考验还很多。面对这些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尚未成熟的学生，对于学校来说，一方面要传授给他们知识和技能，另一当面，我们还要时刻考虑如何让学生健康成长，正确做人处事，成为有优秀素质的高水平专业人才。
第二，附中迁到方庄后，与大学本部就产生了一定的距离。这使我们在资源共享、对外交流、大师课、艺术观摩等方面，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如何把大、中学以往“一条龙”式的教学模式继续贯穿下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就会影响到附中的办学质量。所以，我们会继续和院领导沟通、商议，在现有的条件下，通过体制上的改革和完善，让大学与中学间学术、教学上的沟通能够跨越、弥合空间距离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第三，我们需要将学校国际化的程度继续加强，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一些。通过了解当今发达国家中著名的音乐院校，不难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国际化程度都很高。如茱丽亚音乐学院、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等，这些学校中的本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几乎是各占一半，各专业的教授也有很多都是跨国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单纯地追求这种国际化的形式，而是要追求这种形式所带来的积极效果——通过加强国际交流，学校的学术氛围、学生的音乐文化视野等都会有很多积极的改变。
现在有很多专业不错的中国学生都希望考取国外的音乐学校，这是为什么呢？无非是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跟国际上更好的教授上课，能够更多观摩到高水平的演奏，能够和更多国际音乐家们进行交流等等。但是对于中国学生及其家庭来说，在国外学习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压力要比在国内高几倍，甚至十几倍——我们不能只看到像郎朗那样成功的例子，便忽略掉与之相对、甚至更多失败的例子。如果他们在不用出国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到和出国同样的效果——同样可以和国际著名教授上课，同样可以观摩到高水平的演出，同样可以和国际音乐家交流……那么，相信他们就不一定非要远渡重洋了。
很多外国专家来我校讲学的时候都会指出一个问题，就是附中师资和学生成份的单一，国际化开放的程度还不够。但他们同时还说，附中目前有一流的老师，一流的学生，以及一流的教学设施——作为一个中学来说，这样优越的条件在国际上都是鲜有的。这也就证明，我们已经具备了与国际上其他优秀学 校对话的基础和地位，而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只是如何进一步去落实的问题了。
当然，学校的发展并不可能是一支独秀的，是需要随着我国整体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与国际接轨程度不断加深、音乐文化市场越来越健全发达、我国音乐家的舞台越来越宽阔而逐步发展的。
一切的一切虽然都需要时间，但前景还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同时，这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一份责任、期待和理想。
